信仰、道德与人伦:台湾电影对宗教元素的解读

  作者:郭时杰

  近日新上映的台湾影片《缉魂》在故事架构、叙事形式和核心逻辑等部分与近年的台湾影片《血观音》、《大佛普拉斯》不谋而合。除此,佛教理念的彰显也是这三部作品最大的共性。尽管佛教理念渗透的程度和内容不同,但旨均在于推动情节发展,深化影片内涵。

  纵观台湾历史变迁与社会变革,错综复杂的现实环境为台湾民众多元宗教生根发芽提供了社会土壤。而这其中,据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发布的资料显示,台湾有多达80%的人口信奉某种形式、掺杂有佛教信仰因素的传统台湾民间信仰或台湾宗教。基于此,《缉魂》、《血观音》及《大佛普拉斯》等台湾电影背后的深刻佛理逻辑才有迹可循、有据可依。

  故事架构:从作为现实反面的奇幻到作为现实内在的奇幻

  从《血观音》《大佛普拉斯》到《缉魂》,几部作品故事架构里的佛教理念,都体现了台湾现实主义电影转变的某条宗教线索——从作为现实反面的奇幻到作为现实内在的奇幻。

  所谓现实反面的奇幻是指电影人通过“服化道”等元素,创造一片现实中没有的奇幻场景,诸如天堂、地狱、超人等,借此演绎故事本身,讲述价值理念;而现实内在的奇幻,是指在不创造超越现实的场景、不直言神鬼的故事叙述下,通过日常的行为发现难以言明、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感知体验。

  《大佛普拉斯》中,雕塑厂老板黄启文留学归来,创立了葛洛博,制作文艺品,最近一段时间,他们主要为官方制作一尊大佛。黄老板因与政界关系融洽,生意顺风顺水。在一个夜晚,黄老板与情妇叶女士来到尚未完工的大佛工厂,叶女士以政商勾结的把柄为由威胁黄老板娶她。黄老板恼羞成怒之下杀死了叶女士,并将尸体装在正在制作的大佛肚内。在电影的最后,万人肃穆的佛礼会场内,大佛内部传来异响,葛洛博也被拆毁。

  《血观音》中,棠夫人作为棠府掌柜,利用秀山改造土地的传闻,将参选议员、农户主席、越南杀手、警察、记者统统拉下马,并成功扶持情人当上了主席。在卓绝的手腕下,她利用自己的女儿、外孙女,拉拢杀手、杀死对手、威胁警察、提拔记者,并因害怕女儿暴露自己的阴谋而杀死了她。女儿死后,她跪坐在观音像前,说,“恶业已尽,无挂碍红尘”;在电影的最后,棠夫人痛苦地躺在病床上,外孙女棠真要求医生吊着她的命,让她求死不能。

  《缉魂》中,本是同性恋的王世聪在社会压力之下迎娶了唐素贞,但结婚生子后再也不与老婆同住。唐素贞发现丈夫居然与同事万宇凡出轨,崩溃之下通过古老的“诅咒”,从豪宅阳台一跃而尽。王世聪随后病倒,通过RNA技术,将自己的记忆、感知复制到了“李燕”身上,并亲手杀死了“老思聪”。检察官梁启文身患绝症,刑警妻子阿爆在调查王世聪死亡一案时以隐藏关键录音线索为由,威胁“李燕”利用RNA技术延续丈夫梁启文的生命。在电影的最后,万宇凡良心发现,与梁启文一起做局杀死了“王世聪”,自己也在床上服药自尽。在这部电影里,所有的凶杀都是“我”杀“自己”。“新世聪”杀“老世聪”,是为了金钱;梁启文杀死自己,是在正义的旗帜下掩盖妻子的错误;万宇凡杀死自己,是在良心的旗帜下赎罪。唯有可怜的李燕,人格被覆盖湮灭在无人得知的幽闭之地。

  三部电影都在未明言怪力乱神的前提下,向观众暗示了“因果轮回,善恶有报”。

  叙事形式:“框中框”的内在契合

  佛教观念认为,诸天及地狱中有照摄众生善恶业的镜子,世人善恶难逃佛祖慧眼。电影与“业镜”间的这种契合,倒也有趣。更为有趣的是,三部电影都通过某种形式的画面来记录善恶——即框中框。

  《大佛普拉斯》中,导演让肚财与菜埔在幽暗的夜里偷看黄启文的行车记录仪,电影画面出现了“框中框”、“话外话”,画面详细记录了黄启文奢靡的生活、杀人的手法、埋尸的手段。《血观音》的开头,说书人惊堂木一敲,电影画面便转向了电视台监控屏幕,让观众有一种“人外人”的奇幻体验,仿佛一切故事都发生在说书人的阐述里。在《缉魂》中是王宅内记录李燕行为举止的摄像头、是唐素贞跳楼时的记者镜头、是漫天撒落的王世聪和万宇凡的床照。

  “框中框”象征“镜子”的同时,在表达效果上也与其所对应的佛道观点不谋而合。

  核心逻辑:爱与偏执,人世常态。

  从某种程度上,电影文本中人物塑造的偏执与佛教观念是相似的,体现了人对金钱、权利的偏执。《血观音》中,棠夫人为了权力与利益,不择手段,不惜牺牲亲生女儿,一手策划权钱交易,一手覆灭、谋杀参与人,这是对欲望的偏执;《缉魂》中,王世聪“移魂”过后对权利的偏执让他杀死了自己;在《大佛普拉斯》中,小人物如菜埔浑噩一生,有贼心没贼胆,上层社会沉醉于权色游戏,造佛也只是为了金钱的偏执。

  与此同时,还有人物对爱与情的偏执。《血观音》中,女儿棠宁一心认为母亲还爱自己,在她残忍的背后还有一丝亲情,偏执于“情”;小女儿棠真跟随暗恋对象逃亡,却在火车上被强奸,是她幻象的破灭,更是“偏执”的开始。《缉魂》中刑警阿爆在调查过程中隐瞒部分真相以求爱人得以延续生命,是对“爱”的偏执,梁启文为了爱“献身”同样也是一种偏执。

  近些年来,台湾电影围绕“青春的百味、同性的暧昧、代际的亲疏、政争的荒诞、帮派的热血”等主题,讲述了很多令人难以释怀的故事。而无论是警匪片、推理片或情节性的电影,宗教的融入不仅巧妙地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同时引人深思,展现了一种除法律之外的绝对力量:人生在世,可以审判你的不仅是法律,还有你自己的内心。(郭时杰)

  来源: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