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人士的骚操作，把南明弘光帝从一个良善青年诋毁成盖世大坏蛋
这些人中，以浙东史派的创始人黄宗羲为例，在其所撰写的《弘光实录钞》中就将迎立弘光的过程描写得形如儿戏，说：北京陷落后，众大明宗室王爷都南下避乱。南京诸臣议立新君时，兵部尚书史可法说：“太子、永、定二王既然已陷落贼人手中，则以伦序论，应该在神宗的子孙中挑选，不过瑞王、桂王、惠王离南京太远，福王又有‘七不可’理由。只有潞王朱常淓素有贤名，虽然只是神宗的侄子，却也是穆宗的孙子，血缘上差别不远，应该立潞王。”支持史可法这个论调的，有兵部侍郎吕大器、武德道雷演祚等。但没等他们议定，逆案大奸人阮大铖久住南京，地头熟、人脉广，潜入诚意伯刘孔昭、凤阳总督马士英幕中阴谋密议，准备行拥立之事而据有定策大功。这些人，让自己的心腹党羽杨文聪拿了一张盖了兵部大印的空文书淮阳寻访大明宗宝王爷，嘱咐他说，不管是哪个王爷来了，只要是先到的，就在文书上填上他的姓名，迎回南京。那杨文聪到了淮河岸边，发现河上有一条破船，顺流而下，船中也没几个人，有人说：“福王在这儿。”杨文聪马上跪下叩见，转告了马士英打算援立的意思，并从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来酒食在船上共饮。该日，风色正顺，两昼夜船就到达了仪真。史可法还在忙碌着与南京文武开会讨论新君人选，外面已已传各镇奉驾到了。（“北都之变，诸王皆南徙避乱。时留都诸臣议所立者。兵部尚书史可法谓：‘太子、永、定二王既陷贼中，以序则在神宗之后，而瑞、桂、惠地远，福王则七不可。惟潞王讳常淓素有贤名，虽穆宗之后，然昭穆亦不远也。’是其议者，兵部侍郎吕大器、武德道雷演祚。未定，而逆案阮大铖久住南都，线索在手，遂走诚意伯刘孔昭、凤阳总督马士英幕中密议之，必欲使事出于己而后可以为功。乃使其私人杨文聪持空头笺，命其不问何王，遇先至者，即填写迎之。文聪至淮上，有破舟河下，中不数人，或曰：“福王也。”杨文聪见之，启以士英援立之意，方出私钱买酒食共饮。而风色正顺，遂开船。两昼夜而达仪真。可法犹集文武会议，已传各镇奉驾至矣。”）
看看，就黄宗羲这种信口雌黄的史笔，居然敢自我标榜为“国史”。
最妙的是，关于福王的出现，他用了一个春秋笔法“或曰：福王也”。言下之意，这个“福王”的身份并未经权威人士鉴定，是真品还是膺品，值得怀疑。
黄宗羲除了对弘光本人的真伪存疑外，对于弘光朝太后的身份、以及与弘光帝的关系，也讳莫如深地写：“壬辰，皇太后至自民间。太后张氏，非恭皇（指老福王朱常洵）之元配也。年与帝相等，遭贼失散，流转郭家寨常守文家，马士英遣人迎之至。”其点睛之笔是：“帝之不蚤立中宫，而选择民间不已者，太后之故也。”
这个张太后，既不是老福王朱常洵的元配，年纪与弘光帝相当，战乱中失散在民间，马士英派人找回，因为找到了太后，所以弘光帝迟迟不肯册立中宫……这到底是几个意思？
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生怕旁人不能领会老师的不尽之意，遂将老师这一看法进行肆意发挥，并对“弘光”不肯与“童妃”相认作出了貌似合理的解释：洛阳破时，老福王朱常洵被李自成贼军屠杀吞噬，他的儿子也无一幸存。王府中的几名宦官侍从逃到怀庆，挨饥受冻，无从获食。这些人之中，有一个姓李的，是王府中小王爷的伴读书僮，相貌与老福王的次子通城王朱由崧有几分相似。饿极无聊之际，这些人就想以这个李某冒充朱由崧，他们密谋说：“王府中的王子与外界素无交往，谁也不认识他们，事在人为，只要我们胆子够大，不愁衣食没有着落。”于是，他们就谎称通城王避难到了怀庆。崇祯帝知道了通城王流落到了怀庆，同情叔父老福王死得太惨，世子又同样遇难，就以李某袭承了福王的爵位。马士英后来又立他为帝，即是弘光。太后到了南京，弘光赶紧出迎，摒退了左右人等，密语良久，随后便以母子相称。弘光在位已经一年，不立皇后，与太后寝相处如夫妻，不过，不并不属于乱伦。童妃呢，是已死真通城王的元配夫人，假通城王弘光不敢让她入宫，就是因为害怕被童妃识破自己的假身份。（“河南府破时，福王为贼所噉，诸子未有存者。府中数宦侍逃至怀庆，无所得食。其中有福府伴读李某者貌颇似福王次子通城王。乃相与谋曰：‘诸王子不接外臣，谁能谛知？事在吾辈耳，何忧无食。’乃以通城避难闻于县，遂达上前。上深念叔父荼毒，世子已死，即以李袭福王爵。马士英因立以为帝。其后太后至，弘光趋迎，屏人密语者久之，遂为母子。弘光在位且一年，不立后，与太后寝处如夫妇，初非蒸继母也。童妃固通城王之元配，弘光固不令入宫，恐败事也。”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
黄宗羲的好友林时对也推波助澜，撰《南都三大疑案》说：洛阳既已陷落，老福王朱常洵被闯贼所获，王府里面的宫眷逃窜。世子朱由崧得到一名护卫军护送过河，寓居在太康伯张皇亲的府中，外人并不认识。过了四年，甲申四月，巡按中州御史陈潜夫把他护送到凤阳总督马士英处，马士英遂同四镇拥立为弘光帝。弘光登极后，太后也自河北来了。弘光帝不肯出迎，群臣奉太后凤舆一直到了内殿。弘光帝拉着太后到大殿的偏角，窃窃私语，群臣拱手而立，等了很久，却什么也听不到。过了半晌，弘光帝这才跪拜在地，放声恸哭，让人大感怪异。乔大理圣任先生是当日的目击者，以上，是他亲口告诉我的。有人说：弘光帝其实并非真正的福王府世子，福王府有一名小吏发现其只是相貌与世子有些相似，是假冒的，弘光帝害怕了，告诉那小吏，说只要不向外界透露内幕，愿与小吏同享富贵。又说，小吏入宫后，与弘光帝同卧同起。总之，事情的真伪不可知。（“洛阳既陷，福王常洵被闯贼所临，宫眷逃窜。世子由崧得一护卫军牵率过河，寓太康伯张皇亲第，人无识者。甲申四月，巡按中州御史陈潜夫送至凤督马士英处，遂同四镇拥立为弘光帝。登极后，太后亦自河北至。帝不出迎，群臣奉凤舆至内殿下舆，帝掖后至殿隅，密语移时，群臣拱立以俟，秘弗闻。半晌始下拜恸哭，人皆疑揣。乔大理圣任先生在班行目击者，曾面语余。或云：帝实非真世子，福藩有一审理貌类，因冒认。语时戒勿洩，同享富贵。又云：入宫后，与帝同卧起。事真伪不可知。”林时对《荷牐丛谈》卷四）
另一复社人士钱秉镫则言之凿凿地说：起先，老福王朱常洵的长子世子死了，德昌郡王朱由崧以序当为世子。马士英巡抚凤阳时，发现有凤阳居民有藏王侯印章，马士英命取来观视，竟是福王之印。马士英细询那人，那人说是赌博从别人手里赢来的。马士英因此找到了输印的人。弘光帝与马士英原本并不相识，那么，输印的人是真的德昌王还是假的德昌王就不得而知了，反正，马士英认为印是从他的手里输了的，就认定他是福王世子了。甲申国变后，马士英拥戴他登上大位，以成策立大功。童氏听说是德昌王即位，就以从前王妃的身份到南京求见，她不知今日之德昌王并非昔日之德昌啊。（“初，福世子没，德昌郡王以序当立。士英抚凤时，有以居民藏王印首者，取视，则福王印也。询其人，云有负博者，持以质钱。士英因物色之。上与士英初不相识，果德昌耶？非德昌耶！但据王印所在以为世子耳。甲申国变后，遂拥戴正位，以徼援立之功。童氏但知德昌即位，以故妃诸阙求见，而不知今日之德昌，非昔日之德昌也。”钱秉镫《所知录》卷二。）
按照钱秉镫的推理：这个“童妃”是真的福王王妃，但弘光帝却是个假的福王。
钱秉镫的好友金堡也记载道：我听说弘光是假冒的福王世子。福王世子早被李自成杀死了，只不过，福王世子妃有一个弟弟与一内侍逃出来，就谎称自己是福王世子。假冒福王世子登上了帝位，那个曾经一起逃走的内侍恐惧不敢对外人说。童妃来了，伪福王世子害怕丑事改露，将童妃杀了。马士英不过是想通过立假福王世子以推翻东林之局，遂使东南半壁拱手以奉之清朝罢了。（“予闻弘光伪福邸也。福邸已被难，其妃有弟与一内侍偕走，诈称福邸。既登极，内侍惧福不敢言。童妃至，伪福邸恐事露，遂致之死。马士英特欲立福邸翻东林之局，遂使东南半壁拱手以奉之清耳。”金堡《徧行堂集》卷九《书米忠毅公传后》）
综上种种，不难看出，东林和复社诸君子分明就是想以“童妃”的出现进而否定弘光帝的身份，认定弘光帝是个冒牌货。
其实，虽说当时缺乏基因验证之类的先进手段，但弘光帝身份的真假根本无可置疑。
首先，弘光帝朱由崧是老福王朱常洵侧室所生，十岁时封为德昌王，因福藩正妃邹氏从未生子，以庶长子立为福世子。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正月二十一日，李自成军攻破洛阳，老福王朱常洵缒城出，藏匿于迎恩寺，后被搜出，被杀。朱由崧和嫡母邹氏在乱军中逃出，
不久，聚合了包括右长史、承奉副、典宝、典膳、黄服、随侍司执事、书堂官、内执事等二百零九名福府官员及邹氏的弟弟邹存义等多名王亲，暂居于黄河以北的孟县。
这就是“童妃”所说德昌王逃难时的事了。想想看，当时有这么多王府官员和王亲跟随，若说朱由崧是个假货，无论怎么也说不过去。
况且，彼时福藩家破人亡，生活无着落，谁希罕去假冒他！
崇祯帝痛惜亲叔惨死，先是派遣了勋臣、黄门、内侍前往验审含殓，不久又命驸马都尉冉兴让、司礼太监王裕民、给事中叶高标等人赴河南慰问福世子，并出钱出物帮助安排福世子朱由崧返还洛阳。
崇祯十六年（1643年）朱由崧袭封福王，崇祯帝手择宫中玉带，遣内使赐之。崇祯十七年正月，怀庆闻警，朱由崧逃到卫辉府，得到了潞王朱常淓的救济。三月初四卫辉闻警，两人一道南逃到了淮安。与南逃的周王、崇王一同寓居于湖嘴舟中。三月十一日周王朱恭枵薨于舟上，三月十八日福王上岸，住在杜光绍园中。三月二十九日京师沦陷消息传至淮安。其后，朱由崧等人同至浦口，舟泊观音门燕子矶，及至南京百官迎见于龙江关舟中，福王朱由崧的行踪一直呈现在世人眼前，哪有假冒之便？
而弘光即位后便大行封赏各王亲，其中，嫡母邹太后的弟弟邹存义为大兴伯，元配黄氏的兄弟黄九鼎为雒中伯、黄金鼎官都督同知……
这些人，不说都是看着福王朱由崧长大的，可也是朱由崧至亲至近的人，又怎么能假冒混蒙得过去？
最可笑的是，黄宗羲等人都异口一词地咬定弘光皇太后邹氏年龄与弘光相当，两人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而真实情况是：从河南迎接到南京来的太后就是老福王朱常洵的元配邹氏。
邹氏是万历帝在万历三十一年为朱常洵选的王妃，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已经年近花甲。
邹太后到达南京时，弘光在上迎笺中就说：“属国家之多艰，鹤发添忧；闵霜雪之入鬓，凤舆飞辖”。
而皇太后初到南京之日，“各官迎江干，上跪迎洪武门内，各泣下”（李清《南渡录》卷五），出迎邹太后的官员和百姓又何止千人万人，黄宗羲等人硬要变白为黑，将邹太后说成是风韵正当的三十少妇，其居心叵测可想而知。
自古以来，成者王、败者寇。
诚然，南京政府的崩溃、南明小朝廷的覆灭，弘光帝自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并不能因此把所有的屎盆子脏东西都一古脑扣到弘光帝的头上。本来，清人撰《明史》，为了彰显自己得国之正，就有意而为地对大明帝王包括明太祖、明成祖、正德、嘉靖、万历等人进行不遗余力的抹黑、丑化，因为是打着替崇祯报仇的旗号入关的，憾于不能对崇祯的形象进行歪曲，既然弘光不肯缴械投降，口诛笔伐方面，那就用不着客气了，更何况，又有东林、复社这些正人君子的谩骂和诋毁在前，弘光就无可辩驳地成为了众多亡国之君的复合体。
用复社张岱的话来说，就是“自古亡国之君，无过吾弘光者，汉献之孱弱、刘禅之痴，杨广之荒淫，合并而成一人。”此外，张岱还说：“弘光痴如刘禅，淫过隋炀，更有马士英为之颠覆典型，阮大铖为之掀翻铁案，一年之内贪财好杀，酒宣淫，诸凡亡国之事，能集其大成。”（张岱《石匮书后集》卷三十二《乙酉殉难列传》）
而如果能摒弃掉东林、复社这些所谓“正人君子”因为政见不同、党争不尽，充满了怨怼、愤怒的偏颇之见和大清王朝从政治需要出发对弘光的有意诋毁，透过历史的层层迷雾，凭借史料上所记载弘光帝确凿作为过的种种事件，做些平心而论的比较，我们也许会发觉，弘光帝在朱棣藩王制度的严酷扼杀下，在其成长过程中能力和见识欠缺尚多，但昏未必昏、庸也未必庸，而且，以人品论，绝对算得上一个仁义之君。
你看，当初在大位议立之际，姜曰广、吕大器、张慎言、钱谦益、史可法等一大批东林人士都不看好朱由崧，而且，还别出心裁地拟了朱由崧的“七不可”理由，说他“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而等朱由崧终于登上了大位，非但对这些人毫不追究，反而大加擢用，致使弘光朝建立后内阁及部院大臣充斥满了东林人士。单就这一兼收并蓄的襟怀就为许多帝王所不及。太常寺少卿李沾劾吏部左侍郎吕大器定策时怀二心。弘光摆手说道：“朕遭遇不幸，痛失君父，哪里有心思于帝位，只不过在这国家生死关头，才勉为其难，担任重任。至于效忠于朕，定策拥立朕登位的众位大臣，朕已经记在心里，至于没有参与拥立的，也不必要深究。”（“朕遭时不造，痛深君父，何心大宝。直以宗社攸关，勉承重任。当日效忠定策诸臣，朕已鉴知，余不必深求。”顾炎武.圣安皇帝本纪.卷上）
同样，勋臣刘孔昭自恃己有拥戴之功，看东林派大臣吏部尚书张慎言不顺眼，就以拥立之事攻击弹劾说：“张慎言此人三心两意，摇摆不定，当初告庙定策，其阻挠有加，不可不诛!请陛下当机立断，大振乾纲，从重处罚张慎言，以惩戒欺君误国之徒。”（“慎言原有二心，告庙定策，阻难奸辩，不可不诛!乞大奋乾断，重处慎言，为欺君误国之鉴戒。”）
弘光并未以为然，当场制止了刘孔昭的无理取闹，及时调和文武关系。
饶是这样，辅臣高弘图等人还是感到坐立不安，纷纷前上辞职。
弘光一律不批，散朝后又专门召见高弘图、姜曰广等人，推心置腹地说：“国家遭遇上了这么多不幸的事情，朕只要倚重于你们，你们为什么执意要请辞”（“国家多故，倚赖良多，先生何言去也”）
高弘图忿忿答道：“不是臣执意要请辞，而是在处理问题上，臣说可，勋臣说不可。是非淆乱，臣还怎么能在位？”（“臣非敢轻去，第用人一事，臣谓可，勋臣谓不可。是非淆乱，臣何能在位？”）
弘光苦苦相劝道：“朕于行政用人方面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爱卿等人所言，朕无一不从，请不要有太多别的顾虑。”（“朕于行政用人未习，卿等所言，无一不从，勿疑有他。”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
对比一下，当年明英宗朱祁镇复位诛杀于谦等臣的旧事，就可以看出弘光的气量和人品，远在许多帝王之上。
对于自己曾经的竞争对手潞王，按照一般帝王的思路，这人留着肯定是个祸患，最佳的手法就是直接让他从人间消失。为此，马士英也曾窃下探听过弘光的想法。弘光只是淡淡一笑，说:“朕叔父立，亦其分耳。”（李清.三垣笔记卷下）
除了对拥立之事毫不追究之外，他对前朝已经定性、定论的帝王、臣子也极为宽容厚道，颇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及非凡而博大的政治气度。
如五月初一日，弘光才到南京，就去拜谒孝陵，并瞻拜懿文太子陵。懿文太子陵乃是明太祖朱元璋长子朱标的陵寝，朱标次子即建文帝朱允炆。要知道，朱由崧是明成祖朱棣的后人，而明成祖的帝位就是从朱允炆手中夺来的。所以，明成祖之后的历代明朝皇帝对朱标一系向来讳莫如深，多多采取缄默态度。而朱由崧竟能摆脱这一思想禁锢，大大方方地前往瞻拜，其气度和胸襟都令人钦佩。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即位后不久，他摒弃祖父辈的成见，为懿文太子朱标、建文帝朱允炆、景泰帝朱祁钰及其夫人追复为帝为后，并上谥号、庙号。并伸张正义，给名臣方孝孺、于谦等人平反。
史家文秉因此赞道：“海内望此典几百余年矣，至是始克举行，详书于册，深善之也!”（文秉.甲乙事案.卷上）
对北来的伪太子，其实，在不辨真假之前，弘光是完全有能力将之杀害的。但他并没有下此毒手，而是抱着欢迎的态度接之接入南京，并派人进行审查。虽计六奇在他的《明季南略》中说，在会审太子之前，弘光暗中召见中允刘正宗、李景濂等人，启发他们说：“太子若真，将何容朕，卿等旧讲官，宜细认的。”刘正宗会意，答：“恐太子未能来此，臣当以说穷之，使无遁辞。”计六奇认为，就因为弘光这番暗箱操作，使得真太子被说成了假太子。其实，只要脑袋不糊涂，想都想得到，计六奇一个在野人氏，其记所载不过源于道听途说，再加以自身许多臆想。说弘光与刘正宗等人密谋，既是密谋，旁人又怎么能够知晓？而且，会审太子时，主持人是王铎，刘正宗、李景濂等人根本就说不上话。
《明季南略》所记，谬矣！
按照《南渡录》及《三垣笔记》所记，事情却是这样子的：
当弘光得悉有北来太子已赴杭州事，立即遣内臣追回，随即谕曰：“朕念先帝之子即朕之子，若果系真东宫，朕尚无子，即爱养他。但昨遣内臣李承芳、卢九德前去审视，回奏面貌不对，语言闪灿，卿等可会同府部大小九卿科道、旧日东宫讲读等官前去辨验。”经辨验，答案为假冒，弘光乃召对众臣曰：“朕念先帝身殉社稷。”言出泪落，连拭不成语，继乃曰：“朕今日侧耳宫中，唯望卿等奏至，若果真，即迎入大内，仍为皇太子，谁知又不是。”慨伤久之。
《南渡录》及《三垣笔记》的作者是弘光朝任给事中李清，相对而言，他的说法应该比计六奇更接近现实吧？！
退一步说，且不管计六奇所记和李清所记哪一个版本更接近事实，但即便该太子经审问后，虽被认定为假冒，仍还有许许多多咬定太子为真的声音仍旧存在，这种背景下，弘光仍然没有出手相害，乃是铁一样的事实。
从这点来看，弘光算得上恭俭明仁、宽和厚道。
而就因为留下这伪太子不杀，南京小朝廷很快就陷落到灭顶的灾难之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