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矛盾”和冲突中见真英雄
于“矛盾”和冲突中见真英雄
——论灾难电影的人性表达与主题表现
作者：陈旭光 张明浩
灾难电影是一个重要的电影类型，在好莱坞电影类型格局中盛而不衰。作为一种成熟的电影类型，灾难电影有着相对清晰可循的美学风格、创作手法与主题模式。它常常将灾难景观进行奇观化处理，通过震撼的视听效果呈现出惊骇的场面；更通过设置对立模式营造戏剧冲突，凸显人性的光芒。灾难电影的深层魅力正在于此———通过对灾难和灾难中人性光辉的表现而生发灾难反思、人性批判与人性超越的力量。
灾难电影需要要塑造英雄，灾难电影中的英雄，往往不一定是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超级英雄，他们可能原来只是普通人，是幸福家庭中的女儿、儿子、妻子、丈夫。但在需要他们的时候，在突如其来的灾难中，在被“抛入”灾难的命运共同体之后，爱的力量、求生的本能“启蒙”着他们，使他们焕发出强劲的生命力与崇高的责任感，进行殊死抗争，活到最后笑到最后完成“回归”而终成英雄，或是最后以自己的牺牲换回灾难的消弭和他人生命的延续，此时，他就成了具有悲剧美和情感升华力量的悲情英雄。
而为了表达人性之美、书写人性光辉、塑造灾难中的英雄人物，会设置主人公进入到一种“二元对立”——“迫使”主人公在“救己和救他”或“崇情与尊法”“个性与集体”等矛盾中进行选择，以此来彰显人性之美，为受众塑造出大仁大义、敢于承担、勇于奉献的崇高英雄人物。
从“救己与救他”中展现人性光芒
对于灾难电影的主人公而言，“己”不是指实际意义上的自己，而是与其相关的情感群体——多表现为亲人、爱人与朋友，这是主人公内心深处爱与责任的彰显，更是诸多灾难电影中主人公反抗灾难与命运的出发点，是大部分灾难电影一以贯之的创作方式。如《釜山行》中的主人公救女儿、《流感》中主人公为朋友、《后天》中的霍尔博士是为儿子而大胆无畏前往灾区......这些人物的伟岸往往是在“救己”的过程中彰显出大来的。灾难电影中主人公的“救己”，通常是责任担当、勇于牺牲的人性彰显。
《流感》男主人公
如果说“救己”是主人公基于情感链系的“小爱”，那么其在灾难来袭、生死攸关时“救他”的义举，则彰显出其内心深处的“大爱”“大义”与“大仁”。在灾难中，主人公不但是灾难的拯救者，更是灾难的承受者——他们于灾难中以救己的行为，促使受众的身份认同和情感共鸣。主人公舍生救助陌生人的行为，无疑进一步彰显了人性光辉，书写了人性的伟大。
在崇情与尊法中破解“情”“理”困局
灾难电影的主人公们常会面临情与法的冲突对立，需要在感性与理性中作出艰难的选择，最终会出于对无辜生命的尊重而冲破法理约束。实际上，主人公在作出感性对抗行为的背后是一种理性选择。
一方面，在命令与人命、人民与人性之间，灾难电影塑造了一群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极强理性意识、勇于解救人民的英雄。他们在“不杀”“仁爱”的理性选择中，体现着个体深处的感性温情。比如《流感》中接到射击命令而故意打偏的士兵；《釜山行》中看到女孩与孕妇不忍射杀、违抗命令的守成员；《萨利机长》中为乘客安全而个人改变飞行、强行降落的机长......他们都是灾难过程中违抗命令的“逆行者”，在情与法、情与理等二元矛盾中坚守“人民生命大于命令”的理性判断，在矛盾中守住道德底线。
《萨利机长》中为乘客安全而强行降落的机长
另一方面，灾难电影在道义与法理、反抗与服从、破坏与拯救的二元冲突之间，为受众塑造了一个个平民英雄——他们都是灾难过程中最无辜的受害者与承受者。作为小人物，没有权力与话语权的他们却无私、大胆地拯救大众，在法理与人民之间理性选择了后者，彰显出内心深处的纯良与至善。
如《卡桑德拉大桥》中反抗命令、排查病人的男主，他的反抗是基于理性判断后的选择。此外，片中老乘客最后时刻为救众人引炸车厢、众人协力出逃列车......种种举动下，我们都看到了普通人在灾难中的魄力与凝聚力，更看到了人们的敢于抵抗、勇于斗争。而无论是凝聚力还是抵抗力，都是人们思辨后的理性选择。
于个性与集体中感受共同体美学
大体而言，灾难电影中的英雄人物多为在集体中凸显出来的英雄，而很少出现无所不能的孤胆英雄。托马斯·沙兹曾指出，“容纳集体英雄人物的类型往往有两个主要的基本冲突：外部冲突，它使那个集体和某个与他们的文化相敌对的威胁势力相对立；内部冲突，它追溯集体中的某个单独成员在和那个机器般的、凝聚的单位聚合过程的成功或失败。”当灾难来袭时，每一个个体都被集合进一个生命共同体里，随着灾难的加深，集体的凝聚力与协作力也得以彰显，如此，在灾难中塑造的“群像式英雄”表达了一种灾难中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命运共同体美学。
灾难电影多通过设置“孤岛”一般的封闭空间，给主人公与受众营造一个灾难共同体，进而强调集体协作与团队合作对突出重围的重要性，彰显出灾难中的共同体美学。处于孤岛中的灾难承受者，依靠其互帮互助、集体合作的方式，在封闭空间内传递出了共同体美学与集体主义精神。
《釜山行》中男主等人联合抵御丧尸
以《釜山行》为例，影片男主等人联合抵御丧尸的场景直击人心。当列车穿过隧道，阳光重新照进时，躲在椅子后的男主与乞丐，以及棒球男孩、大叔等人一同计划着如何反抗。影片也于此进入了诠释共同体美学的关键时刻：男主与乞丐跑到无丧尸的车厢，而大叔负责在门口善后。在快速画面切换中，一边是男主、棒球男孩拼命想打开被自私感染者封锁的安全之门，一边是大叔在用整个身体阻挡来袭丧尸，还有一边是阻止自私感染者关门的女生......三段画面下，我们看到了打破成见后互帮互助的英雄小队，也看到了自私自利、过河拆桥、不懂协作、狭隘短视的愚昧群众。当丧尸之门被打开，他们还不知道自己亲手关死的偏见之门，是再也到不了的生命之门。这一惊心动魄的镜头段落不仅为我们呈现了灾难之中共同体美学的崇高，也反思、鞭笞了团队合作中的自私行为。
灾难电影还多以家庭或集体式大团圆结局为主，在传递美好希望的同时隐含着集体主义精神与生命共同体价值观念。处于灾难孤岛中的受灾者们在经历生死之后，多会结局圆满，此种设置，一方面表达了灾难集体的同生性，另一方面也强调了团队的重要性。
值得一提的是，灾难电影的共同体美学还表现为“个体”主动/被动加入到“集体”的行为上。如前文所述，灾难过程中人们“救己”——救亲人、朋友且不危害其他人的行为是最为现实、也是最为普遍的。但更重要的是，优秀的灾难电影应该表现主人公超越“救己”，承担起集体乃至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拯救任务，在传达出集体主义价值观之重要性的同时，更阐释了灾难电影深层的命运共同体美学。
灾难电影的动人之处
如果说“类型片的深层具有某种现代人的心理矛盾和价值崇尚”，不妨说，灾难电影是通过使主人公在“救己与救他”“崇情与尊法”“个性与集体”等矛盾时的抉择，在其“为他”“为情”“为集体”的行为中凸现人性的光芒，阐释爱与责任的价值，表达着人类内心深处最单纯、最耀眼的品质。正如雨果所言，“善良是历史中稀有的珍珠，善良的人几乎优于伟大的人”，灾难电影便是于灾难中书写人性之善、询唤人性之美、彰显人性之崇高，而这正是灾难电影的动人之处——它超越了为灾难而灾难，为奇观而奇观。
毋庸讳言，优秀的灾难电影常常以其震撼的景观、深度的反思、悲剧的价值和崇高的主题表现等，带给观众巨大的视听震撼、情感宣泄和强烈的冲击。灾难电影在主人公“救己还是救他”、“崇情还是遵理”的二元矛盾中，凸现平民英雄的人间情怀和人性光辉；在灾难压顶之际“个体与集体”的协作关系中，进行命运共同性美学、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书写。总之，优秀的灾难电影必然应该在真与假、情与理、己与众等二元关系中，为我们彰显着爱情、亲情、友情的崇高，为我们呈现着责任与义务、集体与协作的伟大。
（作者陈旭光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张明浩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
来源：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