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者向警予：从小想成为花木兰的梦想，为何却煎熬她短暂一生？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作为中国妇女运动的领导者，当向警予开始组织掀起大规模的妇女运动，并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妇女运动领袖，而广为人知之时，女权与革命的矛盾却也如一颗尖利的石子，在她的政治斗争和现实生活中，时而隐约，时而彰显，不断碰触，成为她无法逾越、不能绕过的难题。
1895年9月4日，向警予出生于湖南溆浦一个土家族的人家，是这个家庭中的第9个孩子，所以小名叫九九。这时，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结束，清朝帝国被它长期视为蛮夷之地的日本战败。
战败的耻辱与羞愤，西方侵略者的强悍入侵，清政府的日渐衰败，正强烈刺激并开始动摇这个古老帝国的基础。在湖南，这一中国南部的内陆多山地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也开始在进步人士中迅速崛起并以星火燎原之势蔓延。
向警予的父亲向瑞龄是一位商人，担任过县商会会长。这是一个在当地颇有影响的家庭，由于生意上的关系，向家与日本人接触频繁，并逐渐受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正如当时大多数中国精英阶层一样，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激烈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危机面前，开始走出传统世界，寻找新的思想武器。这个开明的父亲先后送自己的4个男孩子到日本留学。
所有的资料都显示，在这个开明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第9个孩子，她的童年生活是快乐的。这是一个温暖的家庭，兄弟姐妹之间十分友爱，所有成员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她也得到了兄长和父母的关怀和照看。
1903年，大哥向仙钺在家乡创办了一所兼收男女的小学堂，8岁的向警予在大哥的带动下入校读书，成为全县第一个入学的女学生，学名俊贤。
新知识开阔了向警予的思想和眼界，也令她更加自信。她尤其喜欢大哥给她讲的古代女英雄花木兰的故事，幼年的向警予就向往荒漠驰马的威武，希望能像古代巾帼英雄花木兰一样奔赴疆场，报效祖国，幻想成为“天下第一伟人”。
这种尚武精神，使她在学校里异常爱好体育，以至到了中学时代，她还经常带领女同学练拳，始终怀抱着枕戈待旦之志。
在此生活的一段时间里，向警予的大哥还给她讲述法国大革命的故事，尤其是大革命中的女英雄罗兰夫人的故事曾经深深触动了向警予，这位遥远的异国女性，使年轻的向俊贤发誓要立志读书，要像罗兰夫人那样投身革命，实现男女平等。
1910年，15岁的向警予已成长为一个青春美丽的少女，然而处于豆蔻年华的她却与一般女孩子不同，她不爱脂粉，不着艳妆，她知道她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家乡溆浦是一个偏僻闭塞的山城，向警予希望到更广大的世界里去，追求新知识、新思想。1910年，常德女子师范在一批留日法政学生的组织之下开学，这对向警予无疑是一个极好的机会。15岁的向警予顺利考入该校，与她同级的学生中还有32岁的蒋胜眉，即丁玲的母亲。据蒋后来的回忆，当时向警予的“学问道德，可为全校之冠”。
第二年春天，向警予与学校里的7位同学结拜金兰。这7个人中，蒋胜眉的年龄最大，向俊贤虽然年龄最小，但她老成稳重，思想活跃，是这群金兰之交中的重要人物。
她们在那里向天礼拜，分发兰谱。兰谱印着烫金的花边和文字，上边写着誓约：
姐妹七人，哲同心愿，振奋女子志气，励志读书，男女平等，图强获胜，以达教育救国之目的。
兰交，就是结拜。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兰交往往是男人的专利，是他们在社会中处世的一种方式，而女人很少有这样做的。
也是在这里，丁玲的母亲把自己具有女性性别特征的名字余曼贞毅然改为蒋胜眉，表达了渴望过另一种像男人或是胜于男人的生活。
此时，家庭的命运和国家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一切都对这个自幼以木兰为榜样，希望干一番轰轰烈烈事业的年轻女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她开始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她向往花木兰式的女英雄的征战生活，在这国势积弱、民怨沸腾的年代，她希望自己能够像花木兰一样，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国家。
第二年春天，常德女子师范学校停办，向警予、蒋胜眉等相互函约“自借款登轮，赴省会(长沙)”。秋天，向警予考人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长沙第一女师的校长是朱剑凡，他倡导教育救国，积极传播新文化，进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教育，提倡男女平等，妇女解放。
1905年，朱剑凡在长沙自家私宅泰安里蜕园开办女学堂“周氏家塾”，1910年，正式将学校更名为“周南女子师范学堂”，自任校长。到1912年，学校学生人数已经达到四百余人，发展之快、规模之盛、学科之完备在全国也是声名显赫。
在周南，向警予不仅学习更加刻苦，而且坚持锻炼身体。每天清晨，她都带领一些同学，练习拳术和体操。
这个时候，向警予对中国古代的哲学多有涉猎，尤其是战国时期墨子的兼爱思想，向警予尤为喜欢。
她以墨子的思想激励自己，积极实践兼爱思想，热心为同学服务，谁生了病，她体贴人微地照顾；家庭贫苦的同学，她同情和爱护。为此，她在同学中间赢得了“墨子”的绰号，同时还赢得了老师和同学的喜欢，这种喜爱还带有尊敬和敬仰的意味。学校组织乐群会，她被选举为道德部长，还有人称她为“女圣人”，以至于后来蔡和森和一些晚辈们也常常这样称呼她。
1916年6月，从周南女校毕业的向警予抱着教育救国的思想，回到家乡创办了男女兼收的溆浦女校。因为其父亲为县商会会长，同学吴家瑛的叔叔吴剑佩为县知事，故而淑浦女校得以顺利开办，向警予任校长，同学吴家瑛、范新群、任培道等前往任教。
当向警予埋头于家乡教育，梦想教育救国的时候，在长沙的毛泽东、蔡和森等湖南一师的学生已形成集合同志、结成团体、以革命手段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思路，并于1918年4月成立了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实际上，他们在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前，就已经十分鲜明地主张社会革命。大批有用青年。”
6月间，新民学会推派蔡和森赴北京商洽赴法预备学校各项事宜，随即招来大批湖南同乡准备赴法勤工俭学。
向警予闻此消息，也决定参加勤工俭学，并于年底离开淑浦前往北京女高师张人瑞处，寻找勤工俭学的机会。张人瑞是湖南湘潭人，和向警予同为湖南第一女师的同学。
在北京，向警予同蔡和森、毛泽东相遇。
半年时间里，共同的志向，寻求真理的强烈欲望，使他们在一起畅谈了人生与革命等许多重要问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向警予由衷敬佩他们的学识与人品。
此时的向警予已决定留法学习并积极进行准备，她给家人写信说：
“儿之计划刻尚未定，然大致总不出半工半读之范围。每日阅报读法文，亦复陶然有乐。”
再次返回家乡，向警予即将面临一场与家庭的决裂。这时向警予已经24岁，尚未婚嫁。
此时，驻守在溆浦的湘西镇守副使兼第五区副司令周则范，派人提亲，要娶向警予为妻，向警予的父亲慑于权威，允诺了这一婚事。得知此事，向警予激烈反对，并只身前往周公馆，当面拒绝了周的要求，发誓“终身不嫁，以身许国”。
恰在此时，向警予接到了周南女校同学蔡畅邀她赴法勤工俭学的来信，于是欣喜万分，决定尽快动身去长沙。1919年的湖南长沙，在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彭璜、夏曦等人的发动下，正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
到1919年12月初向警予、蔡畅等人赴法国勤工俭学为止，向警予在长沙生活了4个月，在这4个月里，她融入了以毛泽东、蔡和森为首的湖南最先进青年的集体之中，并参加了新民学会，成为学会最早的女会员之一。
驶往法国的行程对向警予来说是浪漫的。在近40天的海上旅程中，向警予与蔡和森有了更进一步的接触和了解，她被蔡的学识和思想所打动，他们相爱了。蔡和森是新民学会的奠基者和重要成员，在湖南激进青年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1913年，蔡和森曾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在一师，他和毛泽东、萧子升三人品学兼优，志趣相投，都是杨昌济最得意的学生，人称“湘江三友”。他们愤于国难当头，曾立下终生不婚、献身国家的誓言。
蔡和森对向警予政治观点的形成无疑有着巨大的影响。在他们的结婚照片上，一对马克思主义的虔诚信徒并肩坐在草坪上，共同捧着一本打开的《资本论》，这种寓情寓意的结婚照片，恐怕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她和蔡和森结婚后，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认为中国只有通过布尔什维克革命，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根本改变。
1921年底，蔡和森等人因为领导留法学生争取里昂大学入学权的斗争而得罪法国当局，被强行遣送回国。回国后，蔡和森经陈独秀的介绍，于1921年冬加人中国共产党。
稍后，在法国生活了两年的向警予也回到了上海，并于1922年初正式加人中国共产党。然而，这时的向警予并没有显示出她投身妇女运动的兴趣。
尽管向警予具有强烈的女权意识，对妇女解放问题发表了不少言论，但向警予并没有参与这一计划。
不久以后，向警予和蔡和森迅速成长为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革命人物。
在1922年夏天召开的中共二大上，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当选为中央委员。蔡和森开始在党内承担重要任务，负责创办、主编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刊。向警予被推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位女性领导人，出任新设立的妇女部部长。
然而，当向警予1922年成为妇女部主任的时候，她仍然没有对当时党的妇女工作开展实际的领导，这一时期，向警予的生活一片混乱。
1922年4月，她的第一个女儿出生，这无疑给她从事政治活动带来了很多不便，而且，女儿的降生也使他们的家庭生活更加窘迫和繁忙。她决定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交给父母代为哺育，以使自己能够投身到政治活动中。
此时，中央机关迁往北京，作为《向导》主编的蔡和森也随之到京。为躲避敌人的搜捕，蔡和森隐蔽在北京女高师。党的事业和随时身处危险中的爱人需要她。所有这些都使向警予感到痛苦、内疚和牵挂。
作为一个女儿、妈妈、妻子和一个革命者，她被这种感情及多重身份折磨着。
然而，向警予家庭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难题和面临的困境，似乎并不能有力地说明，为什么她在作为妇女部部长最初的一年里，没有很好地投身到妇女工作中去。
实际上，1922年10月至1923年5月，她在《向导》周刊上共发表了26篇文章，但没有一篇涉及妇女问题。显然，当向警予忙于和她的丈夫创办《向导》周刊的时候似乎忽视了妇女工作。而且，对于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妇女运动的浪潮，向警予似乎也不感兴趣。
向警予对从事妇女运动的态度开始发生改变，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从中折射出她在对待妇女运动这一问题上怎样的心态和立场?
自1922年夏天，向警予任妇女部部长以来，似乎一致在回避这一领导位置，而现在，在她看来，是新的历史条件和实现抱负的机会。
1928年她牺牲后不久，蔡和森曾在莫斯科写下了一篇充满深情的传记，传记中透露出，在当时，向警予是颇不愿意接受党的妇女部主任这一位置的。
她负责妇女部的工作，然而她自己对于做这一工作一点也不开心，其中也谈到了向警予的性别敏感向警予作为一个女性，作为党内负责妇女工作的领导人，她有非常敏感和强烈的性别意识。
向警予精神上感受到的压抑，无疑来自她的性别意识和对自己的女性身份的敏感，早期党组织内部的性别分工和“女同志不如男同志”、“女子程度低”的社会意识对于追求两性平等与革命事业融为一体的向警予而言，无疑是一种精神上的痛苦。
显然，尽管妇女部工作为女党员提供了施展抱负的机会，但是，由于党内工作的性别隔离，妇女即使做到部长，也不过是妇女领域的头，那不是自少年时代开始，就渴望在男人世界里开创惊天动地伟业的向警予追求的目标。向警予希望通过模仿男性的做法来发展自己在党内的地位。
如前所述，在向警予被任命为妇女部部长以后，她对妇女工作没有任何动作，却投入了大量精力与蔡和森一起办《向导》周刊，撰写大量文章，这些文章涉及反帝反封建的主题，均是政论性的文章。
向警予也许想以此证明，自己可以在党内男性占统治地位的领域里很好地工作。
把个人的解放与承担传统上是男性承担的工作联系起来，以此来赢得她的男性同事的尊重，希望能够通过这一方式证明自己是一个能干和坚定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女人。
1925年6月，蔡和森因为领导上海五卅运动等工作过度劳累，哮喘病和胃病复发，不得不离沪到北京疗养。蔡和森离开上海以后，彭述之对向警予的生活关爱有加。就这样，两人接触的机会更多了，很快坠入情网。2个月后，蔡和森和陈独秀回到上海，向警予向他坦陈了自己的恋情。
彭述之是一个风流才子式的革命者，他处理工作和日常生活都显得轻松而又有节奏。他潇洒的举止和幽默的谈吐、优雅的风度令向警予颇为欣赏，而这些正是蔡和森不注意或者本身缺乏的。
彭述之的出现给向警予带来了许多乐趣，也激发了她内心长期压抑的热情。向警予原本是一位活泼多情的女子，崇尚妇女解放和个性自由，但婚后的她还是受到旧式礼教等许多方面的束缚，处处压抑自己，少妇老成，为此，同事们送她“老祖母”的绰号。婚后，向警予对蔡和森的爱没变，但对他拖沓和不注意卫生的生活习惯很反感。
向、彭的恋爱风波大大伤害了蔡和森的感情，也对向警予的形象带来了不良影响，同时也影响到中央领导的威信和团结。
正在此时，共产国际通知中共，要求派代表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鉴于蔡、向、彭之间的感情纠葛，为了修复出现裂痕的“向蔡同盟”，陈独秀决定让向、蔡和李立三同赴莫斯科参会。会后不久，蔡和森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向警予进人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
异国他乡的生活未能弥和两人心灵上的裂隙，感情上的苦痛使两人备受煎熬，几个月后，向和蔡这对传奇夫妻终于发现往日不再来，他们十分理智而平静地分手了。身心交瘁的蔡和森得到了李一纯的关心和照顾，并慢慢产生了感情。这一年年底，两人在苏联正式结婚。
第二年3月，向警予回国。4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向警予、蔡和森等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选举了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向警予未被选上中央委员。
这时，在五卅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杨之华，负责中共女女工作，上海的妇女运动正在她的领导下轰轰烈烈的开展。向警予来到广州，之后到大革命的另一重镇——武汉开展工作。此间，她路过长沙，看望蔡和森的母亲和两个孩子。
如火如茶的武汉革命运动让向警予重新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她投入到中共湖北省委的宣传工作中，参与编辑中共湖北省委主办的《群众》周刊。
然而，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形势急转直下，接踵而来的是七月政变，武汉大屠杀开始了，党在武汉的工作转入地下。
中共成立长江局，向警予为湖北省委宜传部地下刊物《大江》主笔，仍负责工运工作。时势的发展极其不利于任何群众运动，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党内同志被捕的事情，短短几个月时间里牺牲的党员达200人以上。
这一年年底，湖北省委决定在年关组织工农起义，罗亦农以中央巡视员身份从上海来到武汉，主持湖北省委扩大会议，讨论武装工农，准备起义事宜，向警予在会上对教育问题做了重要发言。但是，由于计划被敌人获得，省委机关遭到破坏，起义计划未能实施，这时正是农历的春节，向警予也遭敌人追捕。残酷的斗争形势并没有令这位勇敢的女性屈服，省委遭破坏后，她迅速恢复组织、出版《大江》报复刊第一号。
向警予并没有等到下一次起义的来临。一个月以后，即1928年3月20日，由于叛徒的出卖，向警予遭到逮捕。同一天，早她两天被捕的夏明翰英勇就义。5月1日，在工人阶级战斗的节日里，国民党为镇压群众斗争，警示工人的反抗运动，在汉口枪杀了向警予。
在通往刑场的路上，“自鼎丰里一带经过，沿途观者人山人海”，向警予行走时“犹呼口号”。宪兵们殴打她，往她嘴里塞石头，用皮带勒她的双颊，也不能使她屈服。这一年，她33岁。
毫无疑问，在向警予生命的最后两年里，悲哀和孤独一直伴随着她。大革命失败了，革命处于低潮之中，许多同志慘遭杀害，而且，她的情感生活处于紧张和压力之下。作为母亲，她不能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作为女人，爱情带来的并非甜蜜而是痛苦。爱情责任、革命这种种问题是当时她和那些独立的女性共同面临的问题，由于强烈的个性和女性意识，她的情绪也许更加强烈。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死亡是同样有意义的。多年来，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党，已经成了向警予的生活模式。
1927年，与向警予一起在武汉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共党员谢代茜在上海牺牲，在牺牲之前，她曾在狱中托人致书，向向警予诀别，并附有自己的日记。
向警予得到谢代茜的噩耗，并读了谢的日记，遂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的感情：
“云横胭脂岭，波涌白马涛，千秋知遇在，旷代英风高。”
我们无法知道谢代茜日记的内容，也无从了解昔日战友作别的文字，不过，从向警予的诗作中，可以感受到一种浓郁的悲怆和苍凉的感情。在革命活动中建立起来的友谊曾经是她们勇敢往前走的动力，而现在，这种联系是如此脆弱，失去同志的孤独令向警予感到一种苍凉和孤寂。
向警予的牺牲成就了她实践者短暂、英雄的一生。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
举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