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学高教研究院院长：寻找大学精神十四年

一场全国性的教育学术会议上，专家们轮流发言完毕，主持人正要总结，有人高声打断：“咦，董云川还没讲呢?”众人满场寻找，董云川只好从最后一排慢慢站起身来。

再三推让不过，他拿起话筒：“对于‘中国高校’这样一个‘事业单位’，我越来越搞不懂它的生存逻辑：上面服从于行政的逻辑，下面服从于市场的逻辑，在这样两个逻辑夹击之下，教育放弃了自身的生存逻辑，大学精神只剩一个悬空的概念，没有落地的可能性，实在可悲。”

座位中有人渐渐变了脸色，大部分人却报以热烈的掌声。

作为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董云川常常受邀参加与教育有关的各种会议和论坛。圈内人都说，董云川不发言，这个会就“不好玩儿”，但他却在越来越多的场合往后躲，越来越“不想说话”。

他说，他一张嘴就不由自主地要“批判”，而且他发现，10年前后论文主题仍旧，悠悠岁月会议牢骚依然。

1998年，董云川的专著《找回大学精神》出版。这本对高等教育反思的学术论著激起的涟漪，远远超出了普通学术书籍。

2011年，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周祝瑛受到书中思想的影响和启发，在台湾高校内发起了一系列研讨，以及一场超过1700位教授签名支持的联合署名活动，希望找回“教自由、学自由、独立自主、追求真理、培养人才”的大学精神。

10多年来，这本文集再版4次，“找回大学精神”的呼唤一浪高过一浪，但在董云川看来，大学精神不但没有“找回”，反而背道而驰，走得越来越远。

书中列举的许多现象都来自他的亲身体验。1983年，董云川从某财经大学毕业后留校从事教学管理工作，不到25岁便担任教务处副处长，30岁开始执掌教务处全面工作。

“教师的困顿，学生的迷惘，课堂的没落……微妙的矛盾都在教务处集中起来。”董云川说，在这个“大学运转的核心”，他近距离地观察到大学生态的方方面面。

他发现，“大学更像政府”，高校越来越行政化。似乎不论是谁，到最后都要弄个教授、博导当当。“校长是官员，学科带头人是干部，博导是一种权力，教授是一种待遇，在职教育变成文凭交易，‘大学’比‘学院’更高级……”

董云川对这种现实规则了如指掌，却下意识地抵制。但身处其位越久，桎梏就越牢。“作为一个真学者，鱼死网破也就罢了!怎奈分析来分析去，估计结局大体就是个‘鱼死’而‘网不破’。”

在高校教务处执掌了12年后，董云川做了一件让许多人大跌眼镜的事放弃行政职务，转向学术研究。

“如果我们这些选择了高等教育研究作为终身职业的人都不能够坚持奔走呼唤，并持守教育的理想，还能指望谁呢?”他说。

有人为这位当年“最年轻的处级干部”扼腕：按照“正常的路径”，“教务处长当个三五年就混副校长，年龄、资源够的话，再谋个校长也不是没有可能。”

他傲然答道：“非不能也，乃不为也!”

身边的人说，董云川有“放得下的智慧”。他曾经拒绝了多家媒体的专访，包括某些收视率极高的电视专栏节目的邀请，原因是“名为实之累”;另一回，云南省大百科全书的编委会安排他担任“教育卷”的主编工作。在旁人看来，这相当于确立在云南教育界“执牛耳”的地位，但他婉拒了。他说，我没有时间。

2002年，董云川调入云南大学，参与创办了中国高校中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院。此前，他批评过“作为学科学术运行实体的院系已经干净彻底地蜕变为一级行政组织，传统意义上的学科带头人大多已演变成为在各种资源的泥潭中左冲右突的中层干部”，但这回，他希望在这个只有9名教师、40多名研究生的“大学中最小的单位”实践“柏拉图学园”式的教育理想。

他推崇物理学家费米的实验小组那样“不拘等级礼仪，气氛轻松，常常一起爬山、打球或集体旅行”的师生关系，希望创造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1 2 3 下一页 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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