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氏先贤」敬悼梅光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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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梅氏先贤辑录（四）

梅铁山

敬悼梅光迪先生

茅於美

自从一九四三年冬，敌军进逼贵阳，遵义人心惶乱，浙大准备北迁，听到梅先生曾在遵义石家堡他的书斋里痛哭说：“一切都完了”的故事后，由他心情的萧索，我便有些担心他的身体。我担心他这种消极的态度和那时严重的时局。

时局急转直下，这一关竟意外平安渡过了。一九四四年春，梅先生休假到渝养病，在渝的系友，曾邀请他在国民外交协会午餐。师友们阔别重逢，大家都十分欢乐。那天梅先生精神矍铄，起先很关切的问我们每人的近况，渐渐的谈到当前的各种问题。虽然听说他的心脏有病，虽然看见他较前清癯可是从他愉快的神情和诙谐的谈吐看来，似乎并没有像我担心的那么严重。况且校中给他长假休养，细心的梅师母也在渝可以调護他的健康，便也宽心许多。

谁知道他竟在是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贵阳病逝了呢？我真的不敢相信。

往事如幕，重上心头。是一九四○年初冬，我初到浙大第一次见着他在选课的时候，他给我的第一印像便是天真，毫不世故。他第一面见到我，便毫不考虑的说：“你是新来的么？你中学在哪读的？你的文法读通了没有？”立刻，我于敬慕他之外，觉得很喜欢和他接近了。他对教育部的许多选课规定，似乎很漠然。我那天选了二十个学分，他看了看我，更替我减掉一门说：“我看你身体不行，还是少读点，读得精点吧！”我们在他签了字后，拿到校务处去签字，常因未选某种公共必修科目而不被通过。初入校时觉得系主任签了字，反不被教务处的人通过而惊讶。教务处的人告诉我们：“梅先生对这些琐事是不大注意的。我们若不告诉你们，将来你会不能毕业呵！”

是的，梅先生对于开会、签字、盖章，甚至校中助教、讲师的年限升格都不大注意。他对治学专精，什么事似乎都不能分他的心。

在中学读胡适文存，看到他和胡先生辩论文言白话的文章，心理有一种偏见，以为梅先生一定是很古板的，很顽固的。这成见直至三年级我正式读到他的课才打消。

他教西洋十八世纪散文，和十九世纪散文。他的口才不很好，刚上他课时，常因听不懂而打瞌睡。渐渐的，受了他半年的熏陶，从他不甚爽利的口语中，我慢慢得到一些启悟，以后，每逢他的课，我总很静的，很细心的，捕捉他每一句话，咀嚼每一句话外的意思。才了解他并非口呐于言，而是他运用言语至最经济的地步。能用一句话说完的，何必需要两句话呢？听不懂的，只怪自己的粗心了。

正因为他对人性研究与了解的深透，所以他发狂一样的欣赏查理斯.蓝姆（Charles Lamb）。每讲起蓝姆的散文，便眉飞色舞的读了，讲了，又啧啧称赞说：“只有蓝姆才是最能欣赏体味人生的人。只有他才能配得上不朽！”他说文学上有两种人可以不朽，一是“大”家，一是“名”家。我们应该多读名家作品。蓝姆便是名家而不是大家。直至今日，他讲蓝姆的杰作梦中儿女与退隐等篇津津有味的神情还很清晰的留在我的脑海里。

我那时迷醉于欧文（Washington Irving）的散文，便问他：“欧文难道比不上蓝姆？”

梅先生笑了一笑说：“那里能比？那只如葡萄酒之比白兰地？”

我们又读了些浪漫主义的诗文。也常和他讨论到浪漫时期的作家和诗歌。

他说：“雪莱的文字很美，可是思想幼稚。夏兰太年青了。他在他的作品成熟以前便不幸病死。所以还不能论定。这些人都不健康，心理多少有病。我只崇拜歌德。”

中国诗人之中，他最喜欢王介甫和陶渊明。

课余，我们和亡友程慈晖谈论文学。谈到梅先生的言谈学问，都十分敬佩。我们有时想起他的某一句话，会忽然咀嚼了又咀嚼，觉得在他虽是不经意说出来的，却十分耐人寻味。

他教书十分认真。几乎每隔一堂课，他总要在黑板上写一大堆书名，和小考或交报告的日期。正因为他对琐事不经心，他决不会考虑到书籍的缺乏，和同学的人多。我们借不着书，往往想请求延考。他便严肃的说：

“你们是为我读呢？还是为你们自己读？这一点算得了什么？一星期看一本书是最慢的了。我们以前读书是成本的背的。”

于是大家都不敢響了，只得暗中着急。

遇着艰难，便想到他府上去问。出乎意料的，他不接见。我们摸不着他的脾气，只怕什么地方得罪了他，十分惶惧。后来他在课上说：

“喜欢发问是好的。可是你们不能随随便便的（跑）（注：原文看不清）到先生家里来。我是在下午四点到五点的时候才见客的。别的时候我有我的事，我要看书，你们不也要读书么？外国人会客有时，不像中国人时间乱糟蹋！”

梅先生很幽默。他常爱讲一些外国小故事，令人解頤。

譬如，有一天上课，他问一个同学：

“如果有一对年轻夫妇，家庭非常幸福。两人感情极（深）（注：原文看不清）。另一对年轻夫妇，婚姻已是失败，两人常常吵架，生活都很痛苦。一旦两家的妻子全死去了，你想那一个男人会马上结婚？”

那一个同学大意的说：“当然是那死了他不喜欢的太太的。”

梅先生笑说：“不然。我想是那幸福的丈夫先娶。因为在他既经验了婚姻之幸福，便不能一天没有一个温暖的家庭，所以他很急切的会再娶，力求补全家庭之破缺。而另一个呢？知道结婚是痛苦的，当然不願再受罪了！”

这一些话，说得我们笑了又笑。

在我四年级时，梅师母由香港到遵义。我们常到他府上去玩。梅师母英语极流利，在隔壁室里听起来如听外国人讲话。这一年我们组织了一个英语会话班。请她指导我们。半年之内，我们都很有长进。每逢校中有外宾来参观，梅师母便义不容辞的出来招待。气韻温雅，举止大方，我们十分仰慕她的风度。慈晖和我每从她家中看了他们可爱的儿女仪慈、仪昭、仪芝，和本修的演戏，做蛋糕，唱歌，游戏之后，两人走在路灯黯淡的大街上，总是感动得半晌无语。说“这是个幸福的家庭。梅先生这点上胜过一生孤独的蓝姆多咧。”

梅先生没有别的嗜好。他的唯一嗜好便是读书。每次我看见他，不是读书就是默想。他很少闲谈，不轻易写作，更少发表。他说一个人在七八十岁以前所写的东西都是不成熟的，应该毁掉的。“一个人四十岁便自以为了不起的写自传才真是妄人呢！”他说。

唉！历年的干戈，大局的多变，生活的艰苦，物质的缺乏，负担的奇重，摧伤了梅先生的健康，竟使一个潜心治学的师长，禁不起环境过度的侵蚀，不能留下更多的著作，不能等到渴望的太平时代的再来，发展生平的抱负，在正当五十几岁的壮年便与世长辞！是文化界，学术界的大损失，也正是我们同声哀悼的。

记得有一次，校中有科学演讲，谈到人的思想可用电波表现。梅先生听后很感触的说，“希望科学能发明到能从一个死者的脑中，用电来表示其尚未问世的思想。”

梅先生有许多读书的心得，我们没有机会听到看到了。但愿他那些已经讲给同学们听的话，落在同学的心坎上，如同花种的播在沃土里，每一颗都能滋长茂盛，发为枝叶繁荣的大树，不要像落在岩石上，永远没了消息。能这样，梅先生躯壳虽死，他的精神却永远活在这世界上的。

――录自《东方杂志》第四十二卷 第二号

（民国三十五年一月十五日重庆初版、民国三十五年七月上海再版）

注：茅於美系我国桥梁专家茅以升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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