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友往事 ｜ 苏忱：教育家吕型伟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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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吕型伟印象

文| 苏忱

中囯古代最著名的教育家孔子曾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被后世传颂。吕型伟先生却曾经骄傲地说：“我教过的学生少说也有上万人，没听说过有谁参加过‘打砸抢’，当官的也不少，也没有听到有谁搞腐败。作为老师，这话说得硬气，这话说得自豪。”但吕型伟作为上海乃至全国享有盛名的当代教育家，除了他的学生，受到他教益的人更多，何止成千上万，我便是其中一个。

初识吕老，有点突然。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莘庄上海县实验学校（现改称为闵行区实验小学）当校长。1986年，暑期后开学第一天，照例有个开学典礼，重头戏是校长讲话。记得当时莘庄只有这所学校，学生数量超负荷，新校舍尚未完工，连学生广播操都得分批做，所以我的讲话只能在广播室进行，通过广播喇叭对全校学生进行开学动员并提基本要求。当45分钟的讲话刚完毕，教务处的同志马上推门而入，说道：“有两位市教育局的领导来检查学校开学工作，到了好一会了，特地关照不要打断你，现在由支部书记陪着在校长室等着呢！”

我急跑回二楼校长室，一看愣住了，靠墙椅子上坐着的居然是姚庄行局长和吕型伟副局长两位巿教育局的大领导。这也是我第一次近距离与两位领导面对面，当然显得十分局促。是两位领导的轻松幽默，打破了我的拘谨。我说：“让领导久等了。”姚局长说：“蛮好的，我们也在听广播，领会校长的开学要求。”当听我汇报到学校32个班级建制，107名教工，还有两个附属的幼儿园，每个班都人满为患，学生课桌已排到讲台边上时，吕老说：“你不是在办小学，是在办大学。教师与梁山好汉一样多了”。他话锋一转，又说：“当然，办学办得好，学生才会多。不少学校还找不到学生呢。上海、嘉定、宝山这些区县政府所在地，人口导入迅速，入学矛盾大。莘庄地区只有一所城镇学校，矛盾更大。坚持一下，等新校舍造好，问题就会解决的。”

我送他们出校门时，姚局长夸奖我：“校长很年轻，校长很能干。”吕老开玩笑说：“能干是能干，30岁超过了，年轻倒不算年轻了。我17岁就做校长了，就是管的人没有你多！是光杆司令。”事后每每想起，敬意油然而生。

后来我几次调动工作，1990年去了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所。1995年又调进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分管教育科研工作。于是增加了与吕型伟同志的接触。对吕老的为人越了解，越发增添了对他的敬重。有几件事是使我难忘的。

1992年2月底，教育部召开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暨学科组长会议，部署新一轮五年计划。会期五天，住在清华大学甲所（专家楼）。全国有二十多位著名的教育大家参加了会议。何东昌部长、王明达副部长都全程参加了会议。我记住了这样一个细节——吕老发言时说道：“大家都在莺歌燕舞，我看来教育问题很多，尤其基础教育。”然后就列数了基础教育中许多问题，希望列入教育部后五年重点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左起：笔者和王生洪（时任上海市教卫办主任、后任复旦大学校长）、吕型伟、江铭（时任华东师大副校长）、瞿葆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1992年在北京留影。

吕老曾对教师队伍作过“三多三少”的评价：有专业、少文化；有学科、少功底；有责任、少魅力。他又曾针对教育界的形式主义与做表面文章的现象，多次说过：“中国教育生着两种病，一是多动症，二是浮肿病，而且病得不轻。”这些话初听会觉得刺耳，甚至觉得大逆不道，但细想就会觉得，句句鞭辟入里，切中教育时弊。正因为吕老是个真实的人，更是一个对教育带有大情怀的人，充满大智慧的人，才能对教育充满着如此深切的关怀与期望。

吕老对教育、对工作如此，对生活也是如此。既讲真话，又充满着幽默感。1996年，巿教委领导俞恭庆同志承担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与燎原计划实施的研究”，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何东昌同志和王明达副部长带着一部分领导和专家来沪实地考察，住在嘉定的迎园宾馆。巿教委安排我协助俞恭庆同志配合嘉定、青浦两县做好接待工作，也留住迎园。于是也有了几天陪伴吕老和师母的时间。

我曾问起吕老当年在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求学的情况。吕老回答说：“读大学就是养成了看书和想问题的好习惯，其实听课是不认真的，当时很调皮。由于抗战，没有固定教室，课堂就设在杭州西湖边的亭子里，每天总是最早到，抢亭子靠湖边的位子，然后就拿出钓鱼钩，边听课边钓鱼，而且常常有收获。”吕老又说，看别人荡舟西湖，很羡慕。穷学生又拿不出钱，怎么办，常常等夜静时分，去偷船家的小船划着玩。后来船家发现了，每天做完营生，就分别派人拖上船只，系在西湖中间“三潭印月”的湖心岛上。学生们也会找对策，选择会游泳的同学到湖心岛，牵回几条船，照常划着玩。吕老的话引得我们哈哈大笑。他却补了句：现在想想也不应该，弄得船主人明早寻船忙煞。吕老和师母是浙大教育学院的同学，且同姓吕。我曾没大没小地问吕老，他和师母到底谁追的谁。师母笑着说：“你问他。”吕老很坦白地说：“当然我追伊，我是穷学生，人家是大小姐，我勿追伊，就要讨不到老婆了。”我问吕老和师母，在家要吵架吗？师母讲：“要吵的，吕老要发犟脾气的。”吕老说：“夫妻哪有不吵架的，但我们吵不大。你想想看，我姓吕，两个口，师母也姓吕，又是两个口。俩人四个口，真要吵，要吵煞人了。”我们又大笑。当时正好在演播几个关于地下党斗争的影视剧，我曾好奇地问起吕老，解放前参加学联和地下党的情况，吕老一本正经地说：“电影是电影，不真实。当时的地下党生活还是照常教书，照常穿西装，照常去跳舞。只是从事党的活动，编印进步刊物、开会时会认真投入。像电影里拍的地下党员神神秘秘，一天也活不下去的。”

由于分管教育科研工作，需要向吕老请教问题，也由于个人对吕老的崇敬，我会常常去探望吕老。开始一直是家中。面对着带去的少许礼物，吕老会真诚地说：“不要带东西，增加负担。我家房子也不大，没有地方放。”临了还不忘幽上一默：“经常叫你出铜钿，你就不肯来看我了。”后来会去华东医院。每次他会问我：“后边还有事情伐？”如无，则会留座许久，天南海北谈谈。看得出他有些寂寞。病床边上的柜子上堆满了书，每天看书不辍。反应依然快，记忆依然好！有一次，我要借走一本书，吕老居然直接说：“与你约定过的，每次借一本书。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你上次拿去的一本书还没还来，这次不借给你。”然后报出了书名。老人如小孩，哲人带童真。极智慧、极有趣。

2011年，全国第四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上海取得了优异成绩。这次评选活动中，增加了一个新设的项目，就是在全国范围内评选10位教育科学研究“终身成就奖”，基本条件是从事教育科学研究满60年，在全国被普遍公认的教育学科、教育研究的大家。上海入选两位：吕型伟先生和华东师范大学的瞿葆奎先生。我在巿教委主任办公会上汇报了情况，领导们很兴奋。委托市教委副主任尹后庆同志和我到华东医院向吕老传达全国评审的情况，并询问是否去京参加颁奖大会。吕老听了这消息很兴奋，是否赴京参会很纠结。吕老说：“我这一段时间身体蛮好，如果师母陪我去，我就去北京，不乘飞机，坐火车去，睡上一晚上也就到了。”说句老实话，听到吕老的回答，我心里很忐忑。真心希望吕老能亲临盛会，在人民大会堂从中央领导手中接过“终身成就奖”的奖状，毕竟是对他老人家一辈子在教育科学研究道路上坚守的肯定。但面对着要护送一双94岁高龄的老人安全往返北京，责任比天大。而且吕老当时已长住华东医院16楼病房，健康状况实在是不允许的。当吕老下定决心不赴北京，我才定下心来。毕竟领导见多识广、办法多。当走出华东医院大门时，我说出了我的后怕，后庆主任安慰我：“其实不用担心，医院也不会允许老人家远途跋涉了。”

2012年7月17日，吕老走完了他95年的人生路，驾鹤西行。我却辜负了他的深情，他在担任“上海教育丛书”主编时，曾多次要求我把上海教育科研健康发展的历程，写成专著，列进丛书。还批评我说：“老说忙，工作一天就会忙一天。关键是不肯下功夫。”在他仙逝后的同年，我也到了退休年龄，离开了20年的教育科研管理岗位，看来，这个任务这辈子是无力完成了。但在吕老离开我们近五年的时间里，我和大家一样始终会记住他老人家的嘉言懿行。

1992年2月，笔者（后排左一）参加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和吕型伟及全国著名的教育科学大家在圆明园留影。中国10个教育科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基本集聚其中。

（作者苏忱，系上海市教育学会秘书长。上海市教委原科技处文科处长、上海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照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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