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朱端钧 余秋雨回忆老师多次说过：我死也要死在排演场 ｜ 北晚新视觉

作者：吴霖

朱端钧(1907至1978）

中国话剧导演、戏剧教育家。 1921年就读上海南洋中学， 1926年入圣约翰大学，次年转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系。1929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在洪深指导下，组织复旦剧社，参与导演《五奎桥》、《西哈诺》等剧，与洪深一起以光明剧社名义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撰写影剧评论。抗日战争期间，在上海“孤岛”期间，任中共领导的上海剧艺社导演及演出主任，他为处于地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剧艺社导演了《夜上海》、《生财有道》、《妙峰山》等戏。

记得当年得书后，遍查家藏辞书数种，竟然均不载朱先生之生平。当时网络尚不发达，冀望从网上搜索信息，也是徒劳。1996年10月的某日去愚谷村拜访作家茹志鹃，顺便请教相询，茹当时也不知其人其事，转问其丈夫王啸平先生，蒙王先生相告：朱端钧为戏剧界前辈，为黄佐临同代人。听说已故，曾供职于上海戏剧学院。仅此而已，其他更多的情况，王先生也不甚清楚。

王啸平是新四军出身的戏剧导演，曾成功执导过很多优秀的剧目。理论上讲他应该与朱端钧属于同行，但可能是因为分属戏剧界的两个系统，不熟悉乃至陌生也就成了正常的事情。我当时估测，像朱这样的老一辈戏剧人，在1949年之后，因政治运动的频迭，日子恐怕是不太顺遂的。在后来继续寻找朱端钧资料而不能得的过程中，也仿佛印证了这一点。

访问茹志鹃的那一天，对她家印象最深的，是挂在墙上的一张横幅书法：“煮书”，笔遒字劲，一望而知应该是赖少其所写。赖少其和茹志鹃夫妇均出身于新四军，有战友之谊。据资料，王啸平早年在军队系统的戏剧界工作。1962年后进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曾执导《霓虹灯下的哨兵》等剧。不知何故，其声名始终不显，似乎先为其妻茹志鹃、后为其女儿王安忆所掩。王先生殁于2003年，茹志鹃也于1998年去世了。

记得当年得到王啸平先生的线索后我曾信心大增。又某日，专程直奔延安路上的上海戏剧学院。按老经验，先找校内书店，梭巡相关书籍。不可得后，经营业员指点，又扑教务处教材科而去，想购买中国现当代戏剧史之类的教材等等，但结局是无奈的，又是无功而返。当时不禁喟叹一声，想朱先生曾活跃于戏剧界数十年，故世据我的猜测亦不会太久，何故查其生平竟如此困难也？！后来得知，朱先生是在1978年11月7日去世的，而且是在排演话剧《雷雨》现场猝然倒下……

过去的日子、事情和人物组合在一起，即为历史。寻找历史，如同探险。无论是熟悉的线路，抑或完全陌生的路径，只要执着和细心，收获总是会有的。至于绝境中无路可走后的别有洞天，更是能给探路者以意外的惊喜。当然，被掩埋和遗忘的历史细节总是更多，或许遗憾——不能传真当年的扼腕，更能准确描摹访幽探胜者的心情。

《圆谎记》，为四幕喜剧

这本《圆谎记》，为四幕喜剧。由世界书局出版于1944年3月。列入《剧本丛刊》第二集中，孔另境主编。这套书的发行人陆高谊，是当时世界书局的主持人。《剧本丛刊》每集10种，共出了五集，计50种剧作。在这套丛刊中，以喜剧和历史剧为多。从前两集的作者阵容里，我们既可以看到今天大家相对比较熟悉的李健吾、杨绛等名字，但也有让世人越来越陌生的王文显、方君逸等人。相对于喜剧，所谓历史剧者，大约总有些借古讽今的嫌疑。主编孔另境即曾因此而遭到日本宪兵队的逮捕和严刑拷打。

孔另境在上海沦陷时期主编的这一套《剧本丛刊》，为中国戏剧史保存了非常珍贵的资料。作为编辑家，孔先生的名字不应该被遗忘。他同时还是一个出色的杂文作家，在一九三零年代，孔另境用多个笔名发表的杂文，也曾在文坛上掀起过各种波澜。可惜的是，长期以来，他身上最大的标签，似乎只是茅盾的内弟。这，是不能不让人嗟叹的……

《圆谎记》的作者朱端钧，浙江余姚人，生于1907年。上海南洋中学毕业后，1926年进入著名的圣约翰大学。但不知何故，次年，朱却陡然转学到了复旦大学，读外国文学系。1929年毕业留校，在洪深指导下参与创建了复旦剧社。在《圆谎记》后记中，朱端钧披露：此剧是根据琼斯的《说谎者》改作，并在1931年经朱本人执导，由复旦剧社首次演出，这也是朱端钧先生学习导演的第一部戏。

这位琼斯，应该是英国戏剧家亨利·阿瑟·琼斯（Henry Arthur Jones，1851—1929），曾著有剧本《马加尔及其失去的天堂》和《说谎者》等。此公有一轶事，颇噱。据说他在临终前曾被问到愿意让保姆还是侄女陪伴他，他的回答很干脆：漂亮些的那个!

1932年，《圆谎记》由国立戏剧学校重新上演于南京，导演为马彦祥。马是朱端钧的复旦同学，他们当年同为洪深得意弟子，也同是复旦剧社的中坚。

1940年,“孤岛”里的上海剧艺社又拟上演此剧，然因旧稿“叠经离乱”早已不复存在，故朱端钧又根据原著，重新进行了翻译改编。这一次的导演，是黄佐临。当年上演时的盛况，因手头没有资料无法了解。但从朱先生在为《圆谎记》撰写的后记中所写:“面且一新，风趣盎然，颇为当时友好所嗜”中，大致可知此剧在当时是受到欢迎的。

在为出版此书而写的后记中，朱端钧还发出了“今又复数载，世竞日亟，苟活匪易……”的感慨，那是1944年的上海，作者的言上之意，仿佛欲说还休，但言下之意，却是再明白不过的。也就在那时的日记中，朱端钧曾写道：“请在平凡的生活里，创造一个不平凡的生命。在庸俗的圈子里，珍惜着那可爱的灵魂！孤寂是可以令人伟大的……”

朱端钧写作不喜欢存留底稿，这一次亦是如此。这本《圆谎记》的出版，即是根据上海剧艺社的演出用的油印本排印的。由此可见，出版物的刷印，在文化上薪尽火传上的功德，实在是无量的。

此书版权页上，似应有作者所贴版花，但惜乎不知被以前的哪一任主人撕去。还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书共五集的50种封面，均由钱君匋所设计。那一年，生于1907年的钱君匋37岁，与主编此书的孔另境同是桐乡人。现在，有着“钱封面”美誉的他，已是有历史定论的封面设计名家，功德圆满。写书话者，遇上钱先生所设计的封面，照例是不能不提上一句的。

文庙的旧书市已经冷落许久，像《圆谎记》这样的民国版本书也几乎绝迹。当年惠而不费的收藏，如今成为可以拥书品赏的回忆。这样的书，倘若是初版，且品相上佳，是可以昂然进入拍场的。

朱端钧一生导演了87个剧本，他曾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陆游诗句以自勉：“天际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他的学生余秋雨回忆说，朱先生生前曾在多个场合表达过“今后我死也要死在排演场”，听闻者都认为这只是一个老戏剧人表达自己对艺术愿意献身的决心。但未想到一语成谶，他生命的终点真的停格在了话剧的排练场上。

近年来，悼念朱端钧的文章偶有浮现，当年苦苦寻找《圆谎记》作者的无奈终成往事。当年得到这本书的文庙旧书市，如今已然“朱颜辞镜花辞树”地风光不再，但我还是偶尔会在有着晴好天气的周日凌晨急急前往，虽然明知道已经不可能再有爱书人心目中的饕餮大宴。那些民国新文学版本书寥落晨星，那些被爱书人爱恨交织的书贩们也换了一茬又一茬，甚至，文庙外那曾著名的菜饭骨头汤，也索然寡味了很多年。但我还是在文庙的冷摊上意外找到了一本朱端钧后人编的《思源集》。书的体例、内容按编辑规范来说，或许有点芜杂，但却保留了纪念者和被纪念者的种种细节，而这些，却又是堂而皇之的出版物所不能为、或不屑为的。

正是在这本家印本中，我获知了朱端钧先生为余姚朱舜水的旁支后裔，他在晚年曾有写回忆录的计划，并已经拟好了写作提纲。从提纲中，他对自己早年为何从圣约翰大学转学复旦会有所交代，最可宝贵的，是他作为中国话剧运动的重要当事人，会记录下一九三零年代和一九四零年代上海话剧界的大事小事，乃至众生相。可惜，随着伊人故去，这些原本有望展现的历史细节就此星散。

夏衍在1982年10月写下了《纪念端钧同志》的一文。文章不长，刊于次年出版的《中国戏剧》杂志上。文中的第一句话几乎就是盖棺论定的，称：“朱端钧同志认真地、脚踏实地为中国新兴的话剧事业尽瘁了半个世纪”。文中还称，朱端钧在上世纪30年代就参加了左翼话剧活动，是闯将。作为当年左翼文化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人，夏公之评，有鼎立之重。

马彦祥曾回忆，他和朱端钧是同年入学、同年毕业的复旦同学。其实，他们俩还是1907年出生的同龄人，而且还是宁波大乡亲（朱是余姚、马是鄞县）。就在1978年朱端钧猝然去世的前一天，他们俩还曾相见，握手言欢。马彦祥还披露，当年（1929年）他和洪深合译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署名洪深的序言，其实是朱端钧执笔的。

马彦祥在1982年曾回忆大学时代的朱端钧：肯动脑筋，遇事不动肝火，也不喜形于色，有内涵，是绅士派头。因为肯动脑筋，同学们还给朱端钧开玩笑地起了个“脑膜炎”的外号。马彦祥1949年后长期在文化部负责戏曲领导工作，1988年去世。

在上海戏剧学院小巧玲珑的校园里，现在已经有了以朱端钧先生命名的端钧剧场，剧场外还设立了朱先生的半身塑像，可见，一个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和形象也是会随着时间而变化的。短暂的失忆，或许是为了更好地记住。

原标题：寻找朱端钧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