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评估不能总是“跟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关键是要解决好怎么看、怎么学、怎么干、怎么评的问题。其中，关于怎么评的问题，对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起着至关重要的“指挥棒”作用。

“跟随”西方模式的局限显现

目前，国内通行的大学评估体系，大多是借鉴乃至“跟随”西方模式构建起来的。这一方法在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等方面有过积极贡献。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大学评估体系是其全球战略中的组成部分，从根本上服务于各自的国家利益，旨在培养并在全球范围内招揽人才资源。

这种人才培养和评估模式，忽略了全球经济和教育的包容性、差异性发展，给全球教育发展造成的不平衡局限正逐渐显现。它对我国造成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归纳下来主要有：

目标异化，资源错配。国内以高校评估为主，主要目的是为了大学排名，并依据这个排名榜单来配置高等教育资源。这种注重“评教”的模式，以经费投入、师资投入、仪器设备投入及教师的科研产出评估为主，而真正用于人才培养的资源关注度相对不足，最终导致整个社会人才的供求结构性失衡问题得不到解决，尤其表现为人才供给侧的质量问题颇受争议。

数据污染，逆向选择。比较研究发现，美国的高等教育评估主要有独立非营利认证机构的认证类评估、高校内部的诊断类评估以及商业机构的排名类评估。其中，商业机构运作的高校排名主要面向家长和考生选高校、选专业时做参考，高校对此类排名并不完全认同。主要原因是，此类排名被认为只显示了高等教育输出结果的浅层次表象，并没有解释清楚排名背后的学校教育理念、发展特色、培育过程及学校与学生的匹配度等深层次问题。它往往起不到真正的激励作用，反而会伤害某些专业和高校，并借助信息不对称机制引发逆向选择。它对中国的影响是：高校排名异化成抢夺生源、获取更多教育资源的依据，容易导致数据造假等现象发生，高等教育数据污染问题成为顽疾。

价值偏离，结构失衡。目前，世界上关于大学的排名达50余种。分析受政府、学校和社会重点关注的三大世界大学排名可以发现，在评估指标体系的权重中，过于注重以论文为代表的科研学术水平和同行评议。这种“以科研学术为导向”的评估指标体系引入国内后，尽管增加了一些本土化指标，权重也有微调，但指标权重结构整体仍不合理。例如，有些排名甚至没有设置文化传承等特殊属性的操作性指标，误导高校的价值导向功能窄化为发表论文，而且最好是获得英文学术界认可的论文。在这个过程中，高校发展逐渐偏离国家和社会赋予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重要使命，尤其是对本科人才的培养状况影响更大。

细化增量指标　优化权重结构

学术无国界，大学有国界，学者有国别。我们有必要瞄准服务国家的需要、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重构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评估体系和准则。

一是时空观的调适。大学评估的逻辑起点，既要放宽历史的视野，准确把握高等教育历史发展规律，认清世界一流大学的共性与个性；又要坚持面向未来，立足于当前，而不仅仅是过去。从中世纪意大利大学的兴起、英国住宿制学院的出现，到19世纪德国大学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再到20世纪美国研究型大学，都抓住了时代契机，服务国家和社会需要，坚持特色办学，形成了以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洪堡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一批至今仍然跻身世界一流行列的著名大学。当前，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科学活动多中心的又一中心。我们要构建的世界一流大学评估指标体系，应该承担起指引中国高等教育实现弯道超越、换道超越、支撑自身发展战略的功能。

二是价值观的扭转。当前主要的几个国际大学排行榜，主要面向过去的数据采集，采用面向西方的指标要素。同时，在声誉指标上的调研对象选取、科研指标上的文献计量方法等方面，英语国家高校具有先天优势。部分排行榜还承载了高等教育输出、文化输出、话语体系和话语权建构的国家战略。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评估指标体系，应该以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价值观为牵引，以制定中国标准、给出中国范式、体现中国担当为使命，重构包含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的评价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