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华标：叩大则大鸣——唐君毅胡兰成的交往与论学
叩大则大鸣
｜读唐著〈书简卷〉又一章
文/黎华标
黎华标，师从唐君毅，毕业于新亚书院研究所哲学部，先后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教务处，退休后担任新亚研究所总干事三年。黎华标在老师唐君毅的引荐下向胡兰成问学，保持通信长达数十年，对胡兰成始终执弟子之礼。
乱世中缔交
不久前根据《唐君毅全集》里的〈书简卷〉，写过一章有关唐先生和梁漱溟先生的通讯经过。以下试另写唐先生和胡兰成先生始交及他们讨论过的文化思想问题。
胡氏是浙江嵊县人。一九三七年抗日军兴，他正步入中年，在汪精卫幕下出任一家日报的主笔。其后汪叛离重庆，出走越南河内，旋与日方达成协议，回到当时已沦为日军占领区的南京，另立国府中央，进行他所谓的“和平运动”。胡氏一度获委任法制局长，但很快因与汪氏意见不合，被幽囚；获释后到汉口沦陷区办报纸，为期极短暂。迨抗战胜利，汪氏集团瓦解，有关人员接受法庭审判，胡氏则先期隐姓埋迹于民间。
离开香港初亡日本时的胡兰成
战后的和平岁月不长，随着而来的是国共内战，战火由北而南，大量人民去国，胡氏是万千南来人士之一。初期来到香港的人，除少数巨贾和资本家外，多半缺乏生活根基，更遑论寻求精神上声气相匹的朋侣。他在港不到半年，从坊间芸芸刊物讨论国是与文化思想的文章中，凭其独到的慧识，倾服于唐先生，于是到深水埗桂林街唐先生的“蜗居”踵门求晤。这是他们二人的首次会面，时维一九五零年九月七日。（唐先生则早于上年六月中从广州来港。）
唐君毅
《全集》中的日记卷，当天有这样的记载：“胡兰成来访，其人颇有自得之言。”九日续记：“胡兰成又来访，谈后觉其人天资甚高，于人生文化皆有体验。”胡氏带来他的著述，日记则未提名字，却也使唐先生花费了两天阅览工夫。十一日，唐到胡住处回访，次日更应约到半岛酒店叙谈。十四日，唐约胡来家谈话并晚饭。十七日，胡再来访，日记云：“彼见解甚高似宗三，而一刚一平易。”（按、「宗三」当指牟先生。）十九日，胡离港往日本，日记载：“上午送胡兰成行。”这是二人初识的十二天内的往还始末。胡氏后来在日本出版自传形式《今生今世》，有一小段忆述二人当年在桂林街小房间内的相晤，也顺笔提到唐师母，说她捧出红豆汤相飨。她坐在床边听二人说话，从不插言。胡氏写道：“问到了她，她亦简洁回答一句两句，却不觉得她在这里是多余的，反而要有她才完全。”
据此后的日记，是年十月份内尚有五处提及彼此书信来往和寄出稿件。原来胡氏临别时以随身携带着在国内隐迹期间写成的《山河岁月》初稿(即前面提到的著作)，并留下钞稿费一百元，托请唐先生代觅学生誊写清样寄日本。当时唐先生和钱、张诸位同志维持的学校正面临经费极度艰困，便请师母分担钞写工作，他自任校样，写成后，分章寄去，报销了钞写费。此事在《今生今世》里亦有述及，说是唐先生多年后在日本重晤时，自己说出来的。胡因此当面对他身旁的日本挚友田池笃纪说，他敬重唐先生，因为“古人可以托三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亦不过是基于朋友间这样的信。”唐先生在旁听了，却谦称承当不起。
相濡以沫
次年即一九五一年，一月到六月间的日记，有六次提及信件的来往，唐更曾代胡兑款到上海。在风云动荡的日子，同是海隅羁旅，彼此的呼应与帮扶，犹如陷在涸辙中的鱼相濡以沫。《论语》记孔门高弟有若的几句话：“信及于义，言可复也。……”可以为他们两位初交和行事的写照！在以后的三十年间，唐先生历次出访欧美和南韩讲学与参加会议，途经日本，后来更在日本多次留医眼疾，有机会与日本产业界和学术界人士交往，胡氏都厕身其中成为中介，或担任传译，使彼邦人士更易接近唐先生丰采和学术。
胡兰成与唐君毅在日本合影（《胡兰成全集·丙辑》）
唐、胡两位的学术取向和态度可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形态。唐先生推许胡氏天资高，对人生有独见，其人如天外游龙，不受轨范；也清楚知道他不喜欢一切已成家数的学术，例如哲学以至宗教。胡氏离港后，长居日本，他固然阅读中国经典，也涉猎世界重要著述的日文译本，与日本产业钜子交往，认知自成蹊径，更有别人所不及的睿识。在实际政治方面，他终生认定孙中山先生是政治和革命的先知，推崇他的《建国大纲》和《五权宪法》，叹息他的“知难行易”学说一直得不到身边高级干部们的真正了解，又认为孙先生如不是早死，于革命军北伐胜利后能当位政府主席十年，将如日本明治天皇之御宇，为人民立大信。胡氏不相信民主政治与代议制可解决中国问题，认为“民主与共产皆是名不正”的，数十年来一直向往并探寻“民间起兵”的机运。他锲而不舍的与唐先生通讯，说是借此互相攻错固然是可以的，用意毕竟是挑战一套已成的学术居多，甚至是要挑战唐先生所代表的一派正统的儒学。他固然敬重唐先生，但议论的机锋尖锐，他的对手如果换上了别人，双方关系不一定能这样长久维持下去的。唐先生理解力高，心量广阔，犯而不校，也从不肯抹煞别人甚而是后辈学生的一得之见。他虽然许多时不同意胡氏在学术与政治上的见解，但在写回信时依然繁辞不杀的讲出自己对这些“异见”的理解与欣赏，或“拜嘉”一些什么的。我们读唐先生的覆信，一面可推想来人攻错之如急风骤雨，而唐先生正如《礼记·学记》中的善待问者，克尽了“叩之以大者则大鸣”的责任。
一九五一年下半年至次年全年，日记内并无二人通讯纪录。在〈书简卷〉中纪录一九五三年八月的信是第一函，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信是最后一通，总数共十九函。在其后的八、九年一直至唐先生逝世，双方大概仍有若干文字往还。从现存信的内容看，各函不是前后相接的，当中有相隔大半年或超过一年不通音问，原因确有是因邮递中途失落，也可能是发信时来不及存录，这都是很可惜的损失。以下试从唐先生的信中了解二人讨论过的许多问题，按函序与问题分作八段。
弥勒和韦驮
(一)唐信第一函可视为二人相识后在文字上首次论学的回应，所以说话似有“从头开始”的模样，从中亦见出胡氏攻错的激切。唐信答云：
所教各端，皆足启弟智慧，承以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於哲学相勉。善哉此言！
弟在中学读书时，即有许多感触，与人说总说不通，故渐习了思辨，后又以大半时间读西哲书，后乃返而求诸六经。积习难除，故所造不能一切洒落自在。
对中国当前之时代说，则中国昔贤礼乐之教，太柔和，圣贤言语，智慧太高，如不济以刚性之理论思辨，辅以知识，则不能护法。
中国庙宇开门便见弥勒，使人欢喜，此固是无上智慧。然弥勒之后，即是韦驮，人自前门走入，先见弥勒，如动杂念，则韦驮在后。然处今之世，西方思想学术武力经济力，已逼使东方人不能出气。东方文化之庙之前门被关了，终不免导人从后门入，则当先见韦驮。再开前门拜弥勒也。弟以此自辩解，不知兄以为如何？
按、入庙门先见弥勒后见韦驮之喻，乃胡先生所发，颇见隽思。唐先生则以从后门进入作反喻，正与上段“济以刚性之理论思辨”呼应。从起点便见出二人着眼点不同处，唐先生虽拜嘉「与哲学相忘」盛意，但在大关节上，却是不可以犹豫、客气的。
警顽立懦
(二)唐第二、三函发于一九五四年三、四月之间，乃写于收到胡寄来著作《山河岁月》之后。上函提及他曾为胡书写序文，盖即指此书。今该书内并无唐序，推测唐文与胡书的意态不相契，故未获采用。此函系专意回应胡信追问阅书后的观感。胡氏对自己在旅日期间的首部中文书作极为重视，说是要以此书与国人重新见面云。
唐前函云：
读时唯感一天地清宁气象，随处皆可兴可观。兄言中国文化如话家常，于历史上之问题所在、争论所在，恒片言折狱，省却无限闲言语，此最不可及。……大著之所向，其在是乎？略书读后印象如此，不知是否，书此以报盛意。
以片言折狱和闲话家常式的宽闲态度讲说中国文化，是胡氏行文论学的优长，也是他常常以此自诩的，一般有水准的读者大致都能感受得到。唐先生对此固然能够欣赏，说是“最不可及。”但处于危疑震撼之世，这种处理学术的态度对读者群不一定可以产生警顽立懦、摧陷廓清的效应。所以，后函紧接前函的话头，点出孔子“先施之”的尽己与推己之道，以求多了解别人：
唯当世阴霾，仍须一刚健之精神，乃能拨乱反正。且吾人说自己话，亦须了解他人之话，否则终互不相知而已。
如宋明理学家之辟佛，亦未尝不多读佛书，并对之有所取资，只须大本大源未变，固不失其为儒也。
弟复尚念所求乎朋友必先施之，友道如此，而对并世之其他文化民族，亦当如此．吾求他人了解吾祖宗之文化，则吾亦愿了解他人之长，此亦恕之义也。
超越精神
(三)第四、五函发于一九五五年中及年杪，论及前贤对格物的解义。并简答胡氏来信致疑“超越精神”。前函云：
承教致知格物之义，甚善。弟于格物实亦未多下工夫。尝思真从事格物，当先忘致知之义，唯求与物感通，欣然会意，而知自然致。然弟性较急迫，乃不易逮此。
心与物感通，以欣然会意而言格物，固是一义，但亦只是众义之一。格物问题在匆遽的短信中难以详说。唐先生后来有专著就《大学章句》辨证格物致知思想的发展。
后函除辨析超越精神外，亦坦言此动态精神与偏于静态的以亲敬心格物为二路，斯即二人大不同之处云：
弟喜言超越精神，亦是处屯艰之际，将精神提起的话头。阴霾满天之时，似只有升腾一番，乃得静观日丽风和。有升腾则不能免于有颠倒．则不如直下更不见阴霾，处处风光明丽，以亲敬心格物也。常以此意相教，言婉而章，敢不拜嘉。唯私意亦常虑此眼前之明丽自娱之地，故宁作雷雨之动，满盈之观；斯二者曷两存之如何？
胡兰成与唐君毅在日本合影（《胡兰成全集·丙辑》）
绮梦闲情
(四)一九五八年只录得一函，来信辨论唐先生和张君劢、牟宗三及徐复观诸位先生联名发表〈中国文化与世界〉的长文，当中议及民主政治。覆函行文匆匆，未能尽意，亦似知彼此在这方面的意见不易调和，故不拟多说：
关于论文化与政治等处或多少有与尊意相出入者，如兄不喜哲学与宗教二名即其一端。在政治上，弟仍以舍民主无他路。打得天下再治之之道，恐不能再见于今后之中国。忆在日时与兄在日光曾论及此，彼此匆匆，皆未能尽意。忆兄曾问民主如何保障之一问题，留下印象甚深。弟意民主亦只由民主保障而已。
(五)一九五九年亦只录得一函，且只得上半部分，告知收到胡氏另一新书《今生今世》若干册。虽淡淡数语，唐先生对该书印象不佳，殆不可掩；唐信似完全不符应胡氏著书时的一番意兴，也是可以理解的。两人此后通讯转疏，或亦基于此：
兄书将兄平生善恶之事收拾于一卷之中，即是大事已了，绮梦闲情从兹断绝，与贤夫人共偕白首。则道在迩而大信立于家室矣！谨以预祝。(下缺)
民主原则不能否定
(六)此第十函与上函相隔几近两年。来信询问两点，其一是重提中国须寻求民间英雄打天下的机运；其二是日本应谋求“建立东洋文明于现代之产业社会。”
关于第一点，唐函特予详答，或希望对方从中真能有所认取：
对于民主，弟意即尧舜禅让之意之引申。……儒者过去只能在社会教化上用心，对政权之转移并无妥善之办法。英雄之打天下，其风姿未尝不有可爱之处，而战乱中人所受之苦亦不胜言，则民主制度使人类可和平转移政权，免于战乱，亦至大义之制也。
至于民主政治之措施，自可各国不同。弟数年前亦曾为文论西方民主政治不济以尊贤让能之义，必百弊丛生。此中自有种种问题，但民主之原则仍不能否定，犹人皆可以为尧舜之理之不能否定。至于时俗之以民主概一切，则弟虽不肖亦不至此也。
第二点引述胡氏信中句，含意过简，唐信就此转入当日香港殖民地的社会现状，相提并论，似不洽切。唐函云：
……人与产业相忘，此即摄西方技术而纳之于艺，实为今日平天下之道，弟亦尝以为人道之极则．然此事重大，须见于事业，使从事现代产业者咸知，求与文明相结合乃为功。
弟年来虽劳神教务教课，亦非于世道人心无所感切，全不想于世事有所助益。如对他人之办刊物者、主持学会者，弟皆随分寄与忠言。唯只限于学术界中，不能通达至广大之人间耳！
胡氏常以局外人立场，举日本产业界对社会文明有大作用，致讥香港的学院派多为一曲空论之士，唐函亦趁机解说一二，出言颇为婉逊：
弟前与此间教哲学之友人尝有意先在东方哲学范围内与世界之同道者谋有学会式之联系，即意在于学术界自身先开一生机，由学院式之精神逐渐超出，以进于儒学之真，而接于广大之人间与天地。此乃因弟生活之范围甚狭，故只能就力之所及随分尽心。兄或不免笑其迂固，然谓弟于世事全无所用心，只孤锁于空论之中亦不尽然也。
胡兰成与唐君毅在日本合影（《胡兰成全集·丙辑》）
婉转设喻
(七)一九六四年十月第十三函，亦是该年的唯一覆函，文长二千字，说理亦别取蹊径。这期间唐先生意绪不畅，因为学校的大功臣并曾与创校同志共患难的校董会赵冰董事长于年中逝世，钱宾四校长亦作辞职前放假离校。学校内部则先后成立商学及理学院，与文学院成鼎足。文学院中开办英文系．教员人数超过文史哲三系的总数。由于考虑学生出路问题，哲学系早已减收新生，是年的毕业生仅有一名。教务和学务的轻重形势与办学初衷适相颠倒。唐函顺着他的不快不畅情绪，引出下面的曲折理致，大旨说先历繁难再归于简易是学术形成的大趋势；人固然可有由冥悟而能直趋简易一途，但此却非人人所能骤企。最后，以他们两人生活上的忙与闲指点出两种相异的学术态度。
唐函先略说学校的近况后．即转入以下各节：
弟为此言，乃以喻吾人自己所喜爱之物，恒先须绕一大弯，以作种种初非喜爱作之事，而既作之，则初所喜爱者反难于自存。然此中皆有势所不得已，亦无容于悔。
吾人试观天地之生物，亦必先生出无数较粗恶之矿物植物，乃最后出此具灵秀之人，而人则为生物中最易早夭者。
人之一身，手足胸腹居其十九，而为人智慧所寄之五官及头脑，则体积至小。……眼又较其口鼻耳为小。人脑至柔嫩，一针而足丧命，人眼不能容物，一砂即致失明。此外，植物之花最美，而植物亦须先长枝干与叶，最后乃生花，而花又远较枝叶等为易凋谢。是知自然界之大法，原是先粗后精，先恶后美，而凡精美者皆难存而易亡，难培而易散。
唐函的宛转设喻能否为胡氏接受，已无可考。要之，胡氏一往向羡魏晋人物的清俊，但在学术层面上，清谈不过是第二义的，一时妙悟亦难相期于永远。
唐函续云：
魏晋人之清谈之佳趣与禅宗之妙悟，弟亦非全不能了解。但此亦如人之头目、树木之花，乃人与树木之精英所在，而此精英则皆不能独立而自存。以清谈与禅所自生之因缘观之，若无汉人注老注易之辛勤，则亦无清谈者言老言易之洒脱。若无法相般若华严天台诸宗之排比，法相科判经论之繁密，亦无禅宗说法之自在。
处当今之世，以中国先哲之义理之精约而无统，遇西方之科学哲学之体系谨严组织网密者之闯入，直如铁丝网之入桃花林，更只有缤纷四散。徒惜落红，又何益哉？
此处正须以菩萨心肠，金刚手腕，自树学问之规模，自严学术之阵地，方可望有以自立于今之世，以继绝学于当今。
待此步作到，风尚已成，自有如昔之为清谈者与禅宗之徒，更于此刊落枝叶，以归简易。……
盖知今之中国人非于学术义理有所建树，则偶发之智慧之精英亦终飘忽而无所寄也。
胡氏来函内容虽不可知，但可推想他对唐先生曾有尖锐的评骘，观唐函以下的反应可略见一二：
人有大慧，亦可一见至简即更不生疑，然此只可以自悟，不能立论以教人。立论教人则不能不历经曲折，尽其繁难，于是乃有学术。……
此近代学术与近代之学术研究，皆兄所不喜，弟亦初不喜之，此固俗世之红尘也。然弟则深观人类学术文化之大势，知吾人非往此红尘走一遭，亦无超凡入圣之途。此则弟与兄之终不同。兄之闲与弟之忙，亦因此而不同，而亦不必求其强同也。
胡兰成著《建国新书》（日文）
建国与立信
(八)一九六九年从六月起至年杪，唐有覆函四通，即第十六至十九函，可推想论议的激烈。胡氏寄来他的日文新作《建国新书》，唐先生只从其中的若干汉文名词推想其概略。以下四函虽各相隔两月，从文辞上看，可说是一气呵成，亦可以间接推想胡氏新作的大致内容。(该书多年后始有中译本，唐先生已读不到了。)——小北按、事实上胡兰成先生为使唐君毅能读懂建国新书，遂亲自以中文改写了《建国新书》前四章，陆续寄往香港，在《新闻天地》连载，唐君毅先生也当然读过胡先生改写的文字。黎华标先生所谓的“多年后始有中译本”即是胡先生去世十年后三三后学汇辑《新闻天地》上连载的内容而成。
第十六函云：
兄心愿在旋乾转坤，果能集天下英雄，以兴礼乐禅让，以重见人世风光，固亦在弟神游梦想中也。……
兄似意谓当今之道已穷，必有天地茫茫，人心无所归之日；大乱大毁，巳亦视如平常事，故能自信而无悔。此与弟之心情则微有间，而彼此言说与用心之方式方微有不同矣！
前段说兴礼乐与禅让以重现人世风光，原则上并无不妥，但必须经大乱大毁而无悔者，则当在所反对。本函往覆循环，无非此义。这是二人相异的大端。统而言之，一为当今儒门之士，一为再世的战国策士也。唐函续云：
兄在一般之学术界外，弟则侧身其中，故其所向往，虽未尝不有契处，而言说与用心之方式，则有不同也。以云门之句言之，兄欲截断众流，以涵盖乾坤，弟则在随波逐浪句中，对世所共尊之名与今之学术界，犹存爱惜与不忍之心。
第十七函针对胡氏建国纲领与制度，提出如何能使立说为人见信的问题：
唯弟前在东京问如何见信之问题，亦非泛问。弟意是凡立说固皆当本自信，然自悟可出自「灵机」一动，而吾人不能保他人皆有此一动，又人可由自悟而自信，而不能求他人必信吾之自信以从我。再(者)，自悟自信皆可是「顿」，而悟他使他有同信，则恒是「渐」。若在天下大乱，人皆无路可走之时，吾人固可据一地区自立一制度，如孟子之教滕文公行其封建井田之制于滕，以俟王者之取法，天下之民之归德。如人皆尚自谓有路可走时，则学术之讨论不可少。亦不可不先求悟他，使他之自信同于我之所自信之道。此即思想学术之民主精神。……
故弟意如天下大乱，则兄之道可行；否则仍当于如何悟他，使他有同于我之自信之道上加以讲求，以俟天下之大乱，再拨乱反正也。
上函言词缴绕回旋，无非要说明：即使一旦天下大乱，致胡氏之道可行，则当拨乱反正之后，一切制度与规模仍须讲求如何从自悟而悟他，是则学术仍不可不讲求也。
第十八函勉随来信谈禅及释禅，兹从略。
第十九函仍顺前两信，讲说以礼乐王天下问题。胡信文辞一向优闲赡美，颇可引动唐先生少年时一度同有的游想，发思古之幽情，唐函答云：
大著意在于悠悠天地之中建悠悠之人世，以礼乐王天下。此自是人道之极则，而兄文更证之史事，其道史事也，又充之以悲情，而兼运之以喜气，言天下事如田夫野老之自说家常，是皆不可及者也。……
然弟所谓本推贤让能之教之立于天下，此乃设定今日之社会之循正道而进行之言，若当世果有大乱，则来日不可知。……
遥想兄在筑波山上所怀者，唯在悠悠之天地建悠悠之人世，其意甚庄美。天下固有先知，兄亦固可即是先知，然世即不如先知之所知，留此一卷书在人间，以待王者之起，使其起时自知其所为已为兄之所知而慨然兴叹，亦天地间之佳话也。
长留高论
通讯至此，所论问题已到尽头，两人尽管互相尊重，大部分的意见很清晰地看出是没法磨合或融会的。胡氏寄居日本三十年，一直萦怀向往“民间起兵”的机运并配合孙先生伟大革命事业的再兴。《建国新书》是他继二十年前《世界的转机在中国》后的力作，创用的名词和语句多是崭新的，如：历史是民族的修行，象征的同时是物质的，文明是知性的风姿……等，读者不易骤解是很自然的事，但书中到底也随处闪烁着智慧，里面也有许多他惯常不满意甚而对之另生别解的有关中国思想和学术话头，可供读者思省。上信云云，是唐先生从胡书的日文版里把握到的纲维而抒发的。最后，他仍只能寄望其书卷长留天壤，以待王者兴起，相知于暮旦。
唐、胡两位始而在海隅认识，继而论学与论政，一九七八到八一年间，先后辞世。二十多年后，唐师母这位为我们存录书函的大功臣，也回到她的毅兄身边去了。现在我不辞烦累，在这里从头细说，仿佛成了演义说部中的一个回目，顺带想起“诚明馆”一楼的院长室门外，墙上悬挂一幅书法，是《三国演义》卷首的一阕调寄〈临江仙〉词，末二句云：“……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我上面写的当然是“古今事”，但不可一例付之笑谈的。〔完〕
《胡兰成全集·丙辑·书法与诗词》（小北主编，槐风书社，2017年3月3日），收录胡兰成不同时期与友人合影照片100张，诗词100余首，书法作品近300幅。布面精装，全四色印刷。尚扬先生题字，陈丹青先生题写书名，日本美术评论家、胡兰成生前好友海上雅臣撰序。诗言志，书现情，与朋友交而见性情。要读懂胡兰成，此书不可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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