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民企、去民间、更多元——中国大学生就业新动向

4月15日，第三届全国高校毕业生春季双选会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本届招聘会共有250余家企业参加，涉及金融、互联网、交通物流等七大行业，提供15000多个就业岗位，吸引了数万名求职者前来应聘。新华社记者周科 摄

新华社南京7月4日电（记者张展鹏、郑生竹、陆华东）杨俊梅

刚刚从东南大学毕业，在华为公司找到一份年薪40万元的工作，远在河南农村的家人们也都听说过她的“东家”，因为不少人用的就是华为手机。

与中国众多大学生一样，杨俊梅曾被父母要求选择国企或机关事业单位、做一个“公家人”。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多年的蓬勃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活力增强，进知名民企也逐渐被人们视为有保障、有“面子”的就业选择。

2017届中国大学生“就业季”已近尾声。教育部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795万人，比去年增加30万人。

“这两年，选择民企的毕业生越来越多。”东南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王玲艳说，现在国内很多民企在薪资待遇、工作环境等方面已经逐渐接近外企，甚至实现“反超”。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中心副主任徐俊珠也有相同感受：过去二十年间，从国企到外企再到民企，毕业生的热衷度发生了变化。

作为《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撰稿机构，麦可思研究院以2010至2015届毕业生为跟踪对象，调查出“民营企业／个体”的就业比例从40%上升到52%。

3月7日，天津市第三届女大学生专场招聘会在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举行，为女大学生就业提供机会。新华社记者连漪 摄

数据显示，民企占中国企业总数比例已超过90%。政府持续出台措施支持此类企业，鼓励其依法进入更多领域，解决融资难、融资贵及用工难、用工贵等问题。

“可以预见，以后几年进民企依然是毕业生重要选择。”王玲艳说，毕业生就业的另一个新动向是下基层的人越来越多，主要去当大学生“村官”。

截至目前，仅江苏一省，在岗创业的大学生村官已达3851名。江苏省大学生“村官”研究所所长李义良认为，中央选聘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工作是“非常好的政策”，可为基层带来有技术、有想法、有活力的人才。

2017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意见》，提出省级以上机关录用公务员，除特殊职位外，一律从具有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中考录。

赵中刚2012年从扬州大学广陵学院毕业后，选择到连云港市东海县官庄村担任村主任助理。家人原先希望他留在城市、“跳出农门”，万万没想到他又回到农村。

东海有“水晶之乡”之称。赵中刚认真钻研如何利用水晶资源创业，还特地到德国学习技术，最终开发出水晶装修石材、水晶灯等产品，成立了两家公司，并带动数百名村民就业。

“我在农村长大，知道这里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只要肯动脑筋，一样可以实现自身价值。”赵中刚呼吁更多大学生能扎根基层，用自己的知识和技术推动农村发展。

在李义良看来，虽然现在选择下基层的毕业生越来越多，但与农村的现实需求还有差距，要加快构建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长效机制，确保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流得动。

进民企、去基层，都显示出中国大学生自主就业日趋多元化。

1967年出生的靳艳东很羡慕现在的年轻人，包括正在读大学的儿子。他1990年毕业于东北农学院，当时都是包分配，再后来，毕业生更多按照父母意见选择就业途径，而如今更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选择。

徐俊珠发现，在影响就业的各种因素中，行业和地域等传统因素依然在起作用，但现在的学生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兴趣爱好，个性化的自主就业明显增多。

多位相关人士提出，今年的毕业生基本是“90后”，即出生于1990年至1999年之间的年轻人，他们的父母大多是“70后”，相对而言接受过更多教育，更能理解和接受孩子多元化的选择。

豆俊杰201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原本找到一份不错的媒体工作，也通过了国家公务员考试，但最后还是选择到西部边疆工作。

豆俊杰家在河北邢台，距离新疆乌鲁木齐市有两三千公里，父母起初不同意，但经过沟通也理解了。工作一年，他最大感受是边疆发展很快，条件并没有想象中的艰苦，能力上也得到很大锻炼。

“看着穿行的一列列中欧班列、边境口岸繁忙的贸易景象，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豆俊杰说，“对于职业和人生，我们这代人有更多选择权，这值得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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