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思想 ｜ 塑造日本人心性的阳明学

导 读

本公众号在周六、周日连载《塑造日本人心性的阳明学》。今天分享的文章是：儒学的思想——《大学的思想》

南宋以来，《大学》被视为四书五经中最重要的经典，因为它不仅阐明了做学问的目的——于个人而言，是彰显内在的明德；于社会而言，则是化育民众，还揭示了一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吸引了无数读书人前赴后继地踏上了一条修齐治平、一展宏图的人生道路，无论是朱子（朱熹）还是阳明先生，都对《大学》推崇备至。但两人对《大学》义理的解释却大相径庭，尤其是对“格物”之“格”的理解。

作为当代的读者，我们自然不必去条分缕析地细究两位旷世大儒思想全貌的异同，但通过对“格”字的辨析，却能够加深我们对致良知功夫的体认。

本文摘自《塑造日本人心性的阳明学》，作者吉田和男，毕业于京都大学经济学部，工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其研究方向涉及数理经济学、日本经济论、日本财政论、复杂经济学、宪法学、阳明学、哲学等。

在介绍阳明学在日本人心中究竟发挥何种作用之前，作为预备知识，我们首先来整理一下儒学以及阳明学相关的思想。儒学当中，四书五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被奉为圣典。其中，对于新儒学（朱子学、阳明学）来说，《大学》则成为最重要的教材，此书阐述了“缘何做学问”的问题，无论是宋代的朱子还是明代的王阳明，均将四书五经当中的《大学》奉为最重要的书目。这里记载着儒学的精髓。

如下所述，儒学的目的是通过学问来拯救人民。儒学（在此称为“儒教”可能会更加贴切一些）与佛教以及基督教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是“政治的学问”，与所谓的宗教的主旨大相径庭。或者说其与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希腊哲学更为接近。人该如何活，如何端正我们所创造出来的社会——儒学讨论的正是这些问题。而《大学》则明确提示了上述立场。

在《大学》当中，首先就做学问的目的进行了阐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此文从儒学的这一基本开始加以阐述。也就是说，做学问的目的是要将明君尧舜以及周朝所推行的“为政以德”在现实的政治中加以实现。并且还明确提出，要亲爱人民，让社会维持在“全然的善”的状态。另外，学问还应推及大众，其最终目的是“善”，也就是道德支配的理想状态。

朱子学和阳明学对江户时期的武士阶层影响甚大，针对《大学》的内容解释，两者之间也存在对立性差异。但无论如何，江户时期武士思想的形成都是以新儒学为出发点的。如前所述，儒学与“政治”不可分割，且以救济大众为其最大目的。也就是以所谓的“为政以德”作为轴心来构筑秩序体系。王阳明也反复强调，与佛教和道教的不同之处在于，儒学并非只是单纯针对个人的救赎。

而实现的具体方法在《大学》当中也有明确表述。作为到达理想社会的次第，需要留意以下要点：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而反过来逆序读来，则展开如下：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是个人应该遵循的用以追求学问（格物）之道的程序。做到“格物”，则能“致知”，如此才能“诚意”“正心”，进而达到“修身”的境界。接下来，才会“齐家”，从而通过进入“治国”“平天下”的阶段以最终达到“明明德”。

若要通过更加现代化的语言来描述，则可作如下理解：通过追求学问，就能够明白什么是人所必须知晓的，以此再去思考，就可以让意念变得真诚并能内心端正。在具备端正的心态的前提下，可以成为优秀的人物，成为优秀的人物之后，就能够正确地维持家庭的运作，能够正确维持家庭运作的人也就能够统治国家。国家治理有序时，世间才会变得和平，从而才能实现道德支配的理想社会。

儒学认为，“格物”是首先要做到的，在此基础上才有后续的创建道德支配的理想社会的步骤。不难看出，《大学》提出的程序始于学问，然后通过自身修养来实现国家建设。其中提到的“家”相当于当代日本的“公司”。从现在的国家观来看，“国”也是诞生于近代欧洲的国民国家概念，这与印象中的中国社会较为不同，直译解读会比较危险，因为中国地域宽广，地方政府或许已经相当于国家。能够经营大公司的高尚之士也能成为知事 【1】 并推行善政——或许这样的联想会更加妥当。

结合江户时期的情况来思考的话，也不难做出解释，日本以儒学作为武士阶级的道德，若能维护自己所效忠的藩【2】——即“家”，藩就能得到很好地治理。如此一来，各藩都将推行善的政治，最终日本将整体实现“明明德”。简单说，学习的目的是通过完善自我人格，而向天下万民展示“德”。并且笔者认为这里所指的“德”也包括经济方面的部分。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的精神世界与现实生活是不可分离的。例如“孝”这个概念就不仅仅是精神上的东西，其本身就意味着赡养老人。

《大学》的思想体现出了统治天下的“君子”思想上的觉悟。不过，《大学》的重点不单描绘君子应该具有的操守，更阐述了一种包括普通民众在内的所有人的生活方式。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意思是说，通过学问来治国并明确其“明德”，这不仅仅是君子的问题，更是“万民”的问题，大家都应该通过这样的学问来努力创建理想社会。

不少人认为儒学是为了让君子统治人民的理论，这证明他们没有读过《大学》。儒学就是封建道德——这是被陈规旧习所曲解的非议，想必这些人是受到此论调的蛊惑。儒学成立的时代，从传统意义上都不能称为封建时代。当然，针对外国要“册封立王”的册封体制已经建立起来，以此而开展朝贡贸易，看上去或许是一种封建制度，但是与日本以及欧洲的封建制却不尽相同。中国的政务必须由科举考试的合格者来担任行政人员。因此，做学问的人们纷纷希冀成为“治国”的主人公。

在日本，朱子学给人的印象更偏重于“修身治国”，更准确地说，儒学在日本人的印象并非是儒学，而是朱子学。当然，正是由于朱子学的传统观念较为深入人心，有不少人以为除朱子学以外的均是旁门谬论。实际上，我们必须认识到儒学本身是丰富多样的。

在此，王阳明和朱子的论述之间也出现较大差异。上文所提到的《大学》中，关于“格物”一词该如何解读，正是朱子和王阳明争论的要点。朱子认为“格即是至”，即“至物至知”。其重点是，只要正确学习现象和概念，抓住事物的本质，就能够具备知识。他认为，“格物”是穷究真理的“穷理”，应该认真学习。

与此相对，王阳明认为，“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在与弟子徐爱的问答中，王阳明进一步指出，“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

孟子认为，大人（伟大的人物，比如出色的士大夫）能够刚正不阿地去端正君主的思想，阳明则是通过引用孟子的表述来解释“格”的意思。当代日本却是这样的，官僚的工作就是从正面阐释的角度去粉饰政治家的横暴之举，这是他们的“重要工作”。政治家理应为实现自己支持者的期望而努力工作，但其中却不乏欠缺合理、公平的部分。

当时官僚的责任就应该是，从整体的合理性角度去说服君王。王阳明自身，就是在批判宦官时也遭受到了不公的待遇，这也正是格物。王阳明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格”和《大学》当中的“格物”的意思相同。正如与端正君王的思想的做法一样，去除自我心中的不正也是对自我的端正。

以此，他进一步提出，“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存天理即是穷理。天理即是明德。穷理即是明明德”。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该让内心保持天理，这才是“穷理”（穷究真理）。他认为天理就是明德，而实践穷理则是“明明德”。

王阳明思想的难解之处在于，他力图将《大学》从明明德到格物的全部过程作为整体来进行理解。“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个明明德”，他没有把“格物”与整体分离，而是认为这整个过程都是“明明德”。

王明阳认为，“格物”与朱子的关键词“穷理”以及《大学》的“明明德”是一体的。他主张，“格物”是端正自我，以此能够达到“明明德”的境界。王阳明认为可以通过端正社会来致知。如此一来，意念会变得诚实，心也端正起来，从而实现修身。当然，最终是走向齐家治国明明德的境地。在王阳明看来，穷究“万物的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努力“让万物达到应有的状态”。或者说，重要的不是“追求理”，而是“实现理”。从结果上看，朱子和王阳明对《大学》的解释互为对立。

端正事物就能致知，这种因果关系看似比较跳跃，实际上，王阳明却对它们之间的必要条件关系大为强调。在“知行合一”的观点中，他提出“没有正行，何谈正知”的论述。王阳明的观点中存在不少循环论证且较为难懂，他没有像朱子学那样通过建立理论去帮助理解，而是强调将“格物致知”看作一个整体过程去理解其重要性。

【1】知事：日本的行政划分中，都、道、府、县的首长。

【2】藩：江户时期，由大名统治的地区以及其属下的统治机构。

往期回顾

代序：良知是中国转型发展的伦理思想基础

前言：时代呼唤能够响应历史召唤的领导者

日本人的领导观念

儒学与武士

儒教与日本人精神

战败与被荒废的日本人精神

意识形态与国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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