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刷卡考勤有悖大学自由精神”

近日，华东政法大学开始试行“刷卡考勤”制度，本科生需要在上课前和下课后在指定设备上各刷上一次校园卡，没刷卡即认定为缺课。然而，该考勤制度一经公布，就在学生中引发了争议，有学生对办法的实际操作性、惩罚力度等提出质疑。有种观点认为：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上不上课是个人的事，大学课堂强制刷卡保障出勤难以理解，刷卡考勤属于“强迫上课”，和大学的“自由精神”相悖。笔者准备从以下几个方面反驳这种观点。

20世纪初，陈寅恪先生在王国维的碑铭上写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第一次表达了近代启蒙思想运动以来中国学者要求学术独立与自由的理想，成为正直学者的追求与人格的象征，也成了培养人才的摇篮――大学的精神。“独立自由”即不能受太多限制，不能人云亦云，有自己的看法，有独立的精神是创新的保证。笔者以为自由要以独立的人格为前提，只有独立的人格才能为自由精神作铺垫。然独立之人格要求学生自己有高度的自律，并有对他人和对自己的担当。大学生去上课就是完善自我、培养独立人格的一部分。“去不去上课”是一个很多人都纠结的话题，但若连上课尚且做不到，岂能做到真正的独立？谈何学术自由？谈何人生发展？

其次，大学作为人类知识的重镇，其使命不仅仅是传授现成的知识，使人类文明成果能够世代相传，更重要的是创造知识，在人类文明的大厦上不断添砖加瓦，使人类文明不断进步。这就要求大学校园必须是自由精神、开放思想之地。因为思想自由才能蓬勃发展，就像生物进化，基因突变是进化的原动力，没有多元化的思想发展就无所谓创新。但是，这里的大学自由精神是学术自由交流、思想兼容之义，而非简单的“人身自由”。 如果学校放任自由，对学生逃课现象不闻不问，如何保证教学质量？学校又该如何向家长和社会交代？将学生上课的“人身自由”与大学的“自由精神”等同未免有混淆概念之嫌。

再次，大学里的学术交流并不是仅仅局限于课堂，学生也有很多方式获取知识，但课堂仍然是老师授业解惑的最佳场所。学生去上课本应是追寻知识、碰撞思想，但现在成了一种义务，学生对上课产生了抵触心理，翘课，代签成了对付课堂的手段。学生声称：翘课有时是迫不得已，许多学生以各类社团项目、大家讲座等活动与课堂冲突为理由。学校刷卡考勤也属无奈之举。

学生翘课与学校强制考勤的博弈一直是高校改革的方向之一。在此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探索：

从学校角度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学校课堂的管理光靠学生个人的自觉显然不太现实。华东政法大学表示此次刷卡考勤制度只用于出席率低的课堂。这令人不禁反思为何会出现出席率低的“尴尬”现象。由于大学对老师的科研水平要求较高，因此许多老师轻教学而重科研，将上课看成副业，导致许多课程敷衍了事，学生也会想方设法地选这种容易拿学分的课，往往这种课的出席率也比较低。然而课堂广受好评，可惜科研成果不多，论文没多少的老师在评定职称时也不顺利。对此可从教学评估体系的创新着手，加大对老师课堂教学的考核力度，引导老师科研、教学“两手抓”，自然也不会有出席率低的课堂。

从学生角度出发，刷卡只是一个形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学生完全可以上课刷一次，下课刷一次，甚至找人代刷。留的住学生的人却留不住学生的心。上课玩手机、刷微信，请问这样的刷卡考勤意义何在？学生需要的是浓厚的学习氛围、及时的师生互动，而非填鸭式的教学。笔者认为可以借鉴西方的大学在本科实施导师制。让学生凭借兴趣选导师，一个导师就带20个左右的学生，实施小班教学。这样的课堂生动活泼，老师上心，学生满意，何须考勤？

云南一位高校的校长说过，“打卡管理不是目的，而是想通过这种方法唤起师生们对缺勤问题的重视和反思。如果哪一天，大家都知道自己要干嘛了、不需要这个东西了，那才是高等教育的春天。”大学“自由之精神”与强制考勤并不冲突，值得反思的是大学中的老师的教学创新与学生的素质培养。若是不在学校管理制度上创新，师生关系出现严重的断层，大学成为了自由散漫之地，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怎能让创新之花盛开、创新之树常绿？怎能回答“钱学森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