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题写

■徐正国

人生的意义在于尽心、尽力、尽责，这也应该就是一种境界了。

——题记

闲暇下来，旅居了长沙，便经常会有一些老乡们约我出去饭局一回，东道主又大多是我昔日的一些学生，那场面，有情、有义、有白话，有酒、有肉、又有奉承，自然也就十分惬意了。一日，一个叫弘儿的资深税官向我提出要求：“老师，几时您把小提琴也带过来，我还真想再听一曲您的小提琴独奏呢。”

啊呀呀，我一声长叹。悠悠岁月，40多年过去了，曾几何时，我在草坪中学任教，教过数学、教过音乐，也带过文艺宣传队，可就是从来都不曾独奏、独唱过。他是当年文艺宣传队的乐手，这些他当然知道，这明显就是在恭维我、宣传我，让我开心一刻，让我虚荣一回而已。

遥想当年也是，也许真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竟然连一句客套话也没有说，就满怀信心地一口应承去草坪中学教书了，并且这仗还一打就是7年。直到我离开教育战线时，还推荐了一个学生顶替上来才算是“光荣完成了任务”。

其实母亲当时听到我“一双赤脚”走进草坪中学的消息，是又高兴又担忧的：“你去中学教书？你自己的生庚八字自己应该清楚，这可是不能够儿戏的事呀！”我心知肚明，她是怕我误人子弟，因为她老人家清清楚楚地知道我也就一“老三届”的初中文凭。怕我背上个“混吃斋饭”的骂名。

“我还可以学习，我也会努力学习的，不是说可以教学相长吗！”用现在移动的那句广告语，就是我相信“我能”。

“相长就好，相长就好，我只是不希望你笑着进去、哭着出来！”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其实母亲也是鼓励我好学上进的。她经常教育我：“眼睛长起不是配相的”“怕吃亏的有亏吃，怕上当的有当上”。她知道我打小就对音乐有一种天生的情缘，在学校读书时又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回乡后就鼓励我到处“拜师”“参师”学吹鼓手，那发旺桥的“邓师傅”、官庄陂的“叫花子”师傅，还有高岭山的“花儿匠”师傅都曾经教过我，告诉过我什么是“工尺”谱、“凡字调”，以及如何“拉反炫”和一些地方的曲牌。最有名气的师傅就应该要算是那个叫“lia瞎子”的盲人老先生了。他叫张凯生，1949年前就是常德城里著名的琴师、乐手，1949年后携家带小落脚到了汉寿县汉剧团，成了团里的首席师傅。时年他也因为“大政策”而下放回到了我的隔壁、他的老家丁家港。

那一年端午节，母亲还安排我给他“提了一个篮子”，这在当时已经算是很大的“一份礼”了。再加上老爷爷年轻时就跟我的爷爷是相好，见我勤学好问，还有点基础，就格外对我好了，可以说是有问必答、有求必应。也就在他那里，我懂得了“南路”与二黄、“北路”与西皮；懂得了“金钱吊葫芦”；懂得了“散板”“摇板”“原版”“流水”这些东西；也知道了戏台上讲的“板眼”和舞台伴奏的一些基本技巧，他甚至连怎么去“荡”，怎么去“拉花”、怎么去“撑黑眼”……这些属于他老人家自己摸索总结出来的舞台“技巧”也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我。这些东西现在看来虽然都显得很原始、很初步，有一些甚至还比较粗糙，但是只要认真地运用了，也就是一些实实在在的伴奏技巧了。

能让我在音乐上收获更大的老师就要算是张野先生了。

张野先生曾经是湖南省花鼓戏剧院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因为他是个右派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冲击，就被下放到草坪公社放羊坪大队来劳动改造。我从一个学生那里知道草坪来了这么个狠人，便在一个漆黑的晚上，冒着蒙蒙细雨、顶着“敌我不分”的政治风险偷偷地去拜访了他。这样一来二去，当知道我的身份、我的要求，又看到我的诚恳之后，他应允了我的要求，专门为我列了学习计划。除了基本乐理、五线谱之外，还教我拉小提琴、学填词作曲。每逢周六的晚上，我们就会像搞地下活动一样，躲在他的那个茅草房里学习，一周一晚一课，雷打不动。虽然那时一回的讲课费也就1元钱，可那是从我的伙食费里面抠出来的，那时我的生活费月补贴也才有5元钱，其他的经济待遇还等在生产队里按同等劳动力记工分。

这为的什么？如果今天的人们问我这个问题，我说是为了工作、为了音乐，那也显得自己太高大上了。应该说就是为了母亲的那句“不笑着进去、哭着出来”，为了要立足谋生。说得专业文雅一点，充其量就是每人都会有一种身份的自觉罢了。

是的，为了工作、为了饭碗、为了当时最时髦的追求“脱黄泥巴”，为了能让自己活得洒脱一点，这就得有本事、就得学本事、就得“偷手艺”了。说起“偷手艺”，这是张老先生告诉我的一个秘籍：一个人要想安身立命，就得随时留意学习他人的长处、技艺、绝活，这就是他传给我的一个伴随我终生的独门绝技了。

为此，我还先后拜县花鼓剧团的唐声和、万之松、张光宙这些音乐大家为师。

数学则就是一门心思、无止无休地做题，无论是严冬酷暑，还是节假休息，抓住一切机会做题，勤而弥补自己的知识不足。其实，现在想起来，我要在那么一个大家如林、人才济济的草坪中学里立足、谋生、出彩，怎么少得了老师的教育、少得了师傅的捧场呢？陈作清、陈介钦、谈中华、姚东玲、周音、邹昭海，还有李世林、王明慧他们，无一不是武林高手，无一不是我的老师、师傅。学他们的方法，学他们的技艺，学他们的学识，学他们做人。临近的丁家港中学当时有一个叫吴兴堂的老师，我们同时都教高一数学，又同时都带宣传队，这样也就有经常会面的机会，可谓是同行，也是对头。他早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是当年常德县少有的科班出身的数学教员，我便老老实实地拜他为老师。是他告诉我，无论做什么数学题，都要问清楚3个问题，即“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这让我受益终生。其实后来的我才知道，这3个问题又何止只是解数学题、教数学要问清楚的呢？万事皆同理，这是都要问清楚的3个问题啊。是的，在草坪中学的7年里，我有苦有乐有辉煌。与其说我是在草坪中学执教了7年，倒不如说我是在草坪中学学习了7年，我老老实实地当了7年人生的学徒。7年里，草坪中学还送我到常德师专等一些地方学习进修，得以拜师于常德的一批数学名家：宋正新、厉广才、夏应祥、陈政思、余景章……现在回忆起来可以说，草坪中学就是我的大学了。正是因为有了我在草坪中学的卧薪尝胆，有了我在草坪中学的人生历练，我的人生也才多了一分充实、一分潇洒、一分自如、一分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