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最需要接受性教育的首先是中国父母

性不需要教，长大自然懂？最需接受性教育的首先是中国父母

杭州萧山一位二年级孩子的妈妈吐槽学校发的《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

《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内容及封面。

杭州萧山一位二年级孩子的妈妈吐槽学校发的《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尺度太大”，并晒出含有“男女生殖器相关介绍”的图片，引发上周舆论持续热议。

首先是这一事件的相关方，先后作出了回应。

孩子爸爸在采访中介绍，该书是学校发的“漂流读物”，让孩子在家读几天后再归还。不过家长并未事先知晓此事，发现时有些不知所措。他表示，这个教材如果能再委婉些，像一些欧美国家使用卡通图片那样就更好了；老师如果能在课堂上多引导孩子去阅读，并提前告知家长在家辅导孩子阅读，自己也并不排斥。

涉事学校萧山高桥小学教务处相关负责人则回应称，虽然校方已决定将该书收回，但性教育课程在中小学开展很有必要，将来会在合适的时机继续推进相关课程。

教材编写方、北师大儿童性教育课题组迅速公开发表《对引发讨论的回应》，称这次讨论是课题组自2007年成立以来，经历的范围最大、最热烈的一次讨论。《回应》表示：“我们希望性知识能和其它科学知识一样，被自然、准确地传递给儿童，让儿童感觉到认识阴茎、阴囊、阴道、子宫等生殖器官，跟认识身体的其他器官一样，懂得这些器官很重要，一定要保护好。事实上，孩子在我们的性健康教育课上能自然、大方地说出生殖器官的科学名称，而且年龄越小越自然。”了解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当一个身体器官的科学名称都不能从大家嘴里说出来，这个器官的结构和功能能得到正确的描述吗？能够得到很好的尊重和保护吗？当一个孩子遭受性侵害，他连什么地方被触摸都描述不清楚，如何得到有效保护？”

《回应》强调“一些网友和媒体在讨论中使用的截图是不完整的”。事实上，该套教材经过了严谨的设计、试验、反馈、修订、监测等阶段，研发出版准备时间长达9年，经过了三轮的教学试验，除了专家和教师，北师大儿童性教育课题组成员也多次与学生父母交流。现在这套读本在北京市的18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作为性健康教育校本课程教学材料使用。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会提供教师培训、教学督导、教学效果监测等专业支持。

据悉，这套名为《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的教材自2010年开始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主编系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负责人刘文利博士，毕业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现就职于北京师范大学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从1988年开始从事儿童性教育研究和实践工作至今。

身份各异、视角不同的人士纷纷加入这场讨论。

多年从事性教育工作的北京林业大学应用心理学副教授方刚，第一时间在公众号力挺这版教材：“我了解那套教材是历时六年、众多专家反复修订、借鉴国际国内成功性教育经验确定的，每一处描写、每一幅配图都反复推敲过，完全符合教育和性教育的理念。虽然我没有参与这套教材的编写，但我一直向别人推荐这套教材，这是我唯一推荐的国内小学生性教育教材。”

他在接受澎湃新闻访问时指出，理解一个性教育教材，一定要到它的整体性中去理解，不能把一页、一个画面或者一句话拿下来。他特别强调理解教材还要看教师怎么讲，这也非常重要。比如说关于性行为，要引申到性的责任、权利、义务、爱、相互的尊重等等所有这些东西。“性教育的目的不只是传递知识，而是让人懂得性的责任、安全、自主、自尊，对自己和他人负责”，这和通过观看影视作品习得性知识完全不一样。

有许多家长担心那些直白的内容会不会引发孩子性早熟，对此，方刚认为不存在性早熟这个概念。“早熟不早熟，不是性教育者研究的问题。不存在性早熟这样一个概念，不成熟就是不成熟。几岁才算早，几岁才算不早？成熟了，如果好奇后他去求知，满足了求知欲，比如他学习了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对他人对性尊重负责，这有什么不好的吗？”

许多家长认为，这版性教育教材画风过于直白，那么西方性教育教材的画风如何？方刚坦言，“这个教材的画风和西方的差不多。我做性教育的时候，比较推荐的是德国的性教育绘本《可爱的德国性教育漫话》，它是一男一女，正面的全裸。而且这个德国绘本更好的是，它一直有男人在场，我想说的就是男性参与，性别平等的理念就在这里。

国外性教育绘本。

然而也有观点认为，性教育也好，性健康也罢，更多是一种口耳相传的私相授受就可以完成的，那种认为没有正规课堂，上网习得、同龄切磋的知识不正宗的人，恰恰忘记了自己是怎么长大的。因为对普通人来说，性问题是一种“实践”，而不是“理论”。“理论”讲得太多，有时候就是诲淫诲盗了。

这类观点颇具代表性，正如教材主编刘文利所言，中国传统观念认为，性是不需要教的，孩子长大了自然会懂。社会上更是长期有一种担心，认为性教育课可能会增加学生性交的机会。

对此，光明网的评论认为，中国儿童性教育的第一个难题，恐怕不是编一本让14亿人皆满意的教材，亦不是在基础教育中怎么开课怎么考核的制度，而是让一帮没有经受过正规性教育的家长们、以及荡漾着保守遗风的舆论，摘下成年人的有色眼镜，悦纳科学性教育的大方和直白。

高校心理学教师唐映红在腾讯·大家撰文《中国社会最需要接受性教育的是父母》，同样认为社会不仅需要对儿童普及科学的性知识、积极的性观念，更需要向更多的父母普及这些。因为，无论学校怎样用这些知识和观念来教育孩子，也无论有多么优秀的性教育课程和教材，回到家里，如果父母对科学性知识一知半解甚至充满性偏见和性迷信，那么学校的性教育对孩子的积极影响也只能微乎其微。毕竟，家庭性教育比学校性教育对孩子潜移默化的影响更大。

公众号“冰川思想库”发表评论指出，性教育的基础目的是要防止性伤害（包括性侵、未经计划的怀孕、性疾病的传播），而更加高级的目的，则是性的愉悦、性的平等、性的公平与正义。但“60后”、“70后”甚至“80后”，整整几代未经完整甚至正常的性教育的中国父母，是根本不懂性教育的，更遑论性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它能够对孩子们的幸福起到什么作用了。

作者连清川认为，性教育本来应当是一个系统工程：由家庭、学校和社会来共同构筑。父母对于性认知和性伤害的防止成为基础教育；关于性平等和性公平，由学校来形成基本的社会性规范观念；而性正义和性道德由社会来规范。说到底，人的教育，和性的教育，是始终一体的。

文汇报评论则着眼这一争议事件的传播路径：为什么正常的性教育，会被断章取义、浓缩提炼出“污”的效果，在网络上病毒式传播？作者沈彬指出，在如今更加开放的社会，正常的性教育却屡屡被扣上“污”的帽子，在网络上被打压。这其实对性教育教材的编写学者、学校造成很大的压力，造成动辄得咎的局面。

“污”文化已经成为网络世界里重要的亚文化。但是应该明白这是“成人游戏”，其论域专属于成人，其性质仅仅是“游戏”，而不是正规的教育。戴着“污”的眼镜去审视未成年人的性教育，是一种严重错位。容不得孩子知道“阴茎”“阴道”这样的严肃说法，却在办公室里拿荤段子打趣女同事吃香蕉，这种“老司机”心态当然有问题。文章认为，孩子不知道怎么才会生小孩，并不可耻，可耻的是大人戴着“污”的眼镜去炒作正常的性教育，最终倒霉的还是孩子。

新京报书评周刊在《儿童性教育的分寸该如何拿捏？》一文中用数据说话：2016年《中国性教育现状报告》显示，我国青少年获取性知识的主要渠道是“文艺、影视作品、漫画、网络资讯”（占32.2%）；其次是色情光盘（24.4%）。而我国每年人工流产至少1300万例，其中重复流产率占50%，有60%的年轻女性完全不了解人流的不良影响，即进行堕胎手术。

文章介绍，在性教育的年龄问题上，澳大利亚、美国、瑞典等国家都提前到幼儿阶段，并针对不同年龄阶段设置课程内容。

在瑞典，1942年开始对7岁以上的少年儿童进行教育，小学传授妊娠与生育知识，中学讲授生理与身体机能知识，大学则侧重于恋爱、避孕和人际关系上。1966年，瑞典开始通过电视节目进行性教育。

在美国，儿童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习生育、两性差异、性道德、性心理等方面的知识；初中讲授生育过程、性成熟等；高中则偏重婚姻、家庭、性魅力、同性恋、性病、卖淫、性变态等方面的学习，并发放避孕套。如今，全美14个城市的32所公立学校设立了性咨询室，面向儿童和青少年，内容对教师和家长保密。

邻国日本文部科学省出版的小学第一册《卫生》教科书，封面上就有女性和男性身体和性器官图。小学每年有特别讲座，讲解男女身体的差别，月经和怀孕等内容。初中则宣传避孕和性病知识。高中的体育保健课和家庭生活课则涉及避孕、流产、性病、艾滋、性道德等内容。由专家学者组成的“协助者协会”则负责向学生提供性咨询和性教育，并编写性教育指导手册。

郑也夫：游戏将是人类归宿

郑也夫。

《南方人物周刊》上周刊发了对著名社会学家郑也夫的访谈。访谈围绕科技发展与人类境况、全球化、游戏的意义等话题展开。

郑也夫称自己算个“怪物”：一方面，不用微信，不用智能手机；另一方面，关注科技对人类历史和当下生存方式的改变。“人们说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是脑科学的世纪，我读了一百多本生物学著作，一直在追踪脑科学的书。我曾经在文章中直言：我信奉精英史观。动物和人类进化的轨迹都是其中的一小撮谱写的，不妨称之为精英。真正改写人类历史的不是帝王将相，而是顶级科学家们。”

在著作《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中，郑也夫曾提出人类三种追求的理论：舒适，牛逼，刺激。在他看来，这三个是与生俱来的需求、生理上的满足，“是概括常人的需求，不谈圣人的求道人生。”他认为人类在解决温饱之后，物质不再是满足炫耀与刺激的有力手段，游戏才是人类的归宿。

因为过去是物质匮乏时代，你有别人没有，物是炫耀的利器。“现在比如说某个款式的手机，你有别人没有，你的更好，但别人等半年降价就有，你怎么炫耀？”随着伟大的工商业，新技术让物质炫耀不成了。可炫耀是人与生俱来的本事，是基因带来的，伟大的工商业导致炫耀越来越难，所以你只能靠游戏来炫耀，因为游戏水平没有天花板，“一个拉琴的人说，我拉着拉着就涨不了，我到头了。开什么玩笑，比你高的人大把。”

至于目前的反全球化浪潮，郑也夫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全球化是走不了回头路的。比如跨国企业，资本家讲究的是哪儿的劳动力便宜，就到哪儿去建厂。这个趋势拉不回去。

在他看来，像德国总理对“二战”有负罪感，开放让各国移民过来，则是走得有点过头了。“不同种族，其生活习惯不同，共处容易导致彼此不融洽，这种事情就要悠着点。”因此，各种身份认同上的围墙又慢慢建起来，他认为不能完全说是倒退，而应该说是政治家们在移民策略上冒进了。

什么是他提倡的游戏精神？郑也夫指出，现代教育的重头是教人生产，但不教人生活的艺术、艺术化地生活。“我所说的游戏是广义上的，最终指向的是艺术化的生活。人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财富，游戏的动机不是为了获得经济报酬，而是干得开心。有些人做工作和玩游戏差不多，虽然你看着他觉得很苦……我的工作和我的游戏也差不多，给钱多少我都愿意干，不给钱我也可能愿意干。在这种程度上，工作与游戏已经融为一体了。”未来，他认为工作在人的生活中占的比重应该越来越小，用于解决温饱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这是不可更改的事实。

但是现在，有很多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没有什么爱好，对所学的专业也没有什么兴趣，可以说他们有能力，也可以说他们没有能力。郑也夫认为他们的科举能力挺好的，但如果说有一个真实的能力——也就是人的生存能力，包括挣钱和活得高兴，包括艺术化的生活——这才是一个综合的能力，这个能力他们没有，成长的环境没有给他们。

“那么什么叫能力？你说某个指标看起来很有能力，无论是高考还是最后做官，没有能力能上去吗？从另一个方面就是完全不会艺术化地生活，完全不会做游戏，工作攀升，就是社会价值观在心中，人往高处走就是这么走上去的，照着社会价值观攀升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