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访谈 ｜ 重庆大学校长周绪红：“双一流”需科学谋划稳步推进
1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全国“两会”期间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将公布第一批建设学校和学科的名单。然而，社会对“双一流”建设的争议不断，有观点认为“双一流”会进一步扩大高校差距。
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大学校长周绪红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表示，高校差距不由“双一流”造成，创建“双一流”是一个机遇，并非一蹴而就，对高校来说最重要的是加强学科内涵建设。一流大学没有客观的评价标准，但从各方面自然能感觉到。
不是一提“双一流”就马上建成
南都：你怎么理解创建“双一流”？
周绪红：我觉得把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加大投入和支持，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待,对大学来说十分重要。作为高校领导人，我把它看作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大机遇，但“双一流”建设不能一蹴而就，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将会是一个十分艰巨的过程，需要我们科学谋划，稳步推进。
南都：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在哪里？
周绪红：我们国家的“双一流”，首先还是要强调中国特色的道路自信，也就是要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第二，要遵循教育规律，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努力成为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推动者和引领者。在这方面，我们确实存在一些差距。主要表现在我们高校一流教授不够多，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不够高，颠覆性的科研成果极少，成果转化的能力有待提升。
社会上流行的几个大学排行榜，好像排得好的几乎都是国外综合性大学。但国内大学有一个特点，解放初期进行院系调整，一些优秀的综合性大学都变成专科性学校，综合性很强的大学不多。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办学理念，慢慢又朝综合性大学发展，但这还有一个过程。实际上我国有些好的高校，在国际上是有相当的地位的。
南都：创建“双一流”，最主要的是什么？
周绪红：第一是师资队伍建设，要有更多的顶尖科学家和一流的教授，他们是一流大学的灵魂，这是建设一流大学的关键。
第二就是要培养一流的人才。首先是要讲思想品德，再讲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以及创新精神、批判精神、实践能力、国际视野等，就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以及培养出引领未来的领袖人物，这个最重要的。
再就是要产生一流的科研成果。我们国家这么多年在国际上被认可的顶尖成果不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也是传统学科，前沿学科领域重大突破不多。一流大学要能够产生引领产业发展的新技术、引领世界新技术的颠覆性成果。
南都：你说过，中国大学在学科内涵方面，和世界一流大学存在一定差距。
周绪红：目前最主要是加强学科内涵建设，刚才我讲到了，师资队伍建设、创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水平、科研成果转化。如果把这些都搞上去了，你就是一流。关于学科的内涵建设，我认为主要是要明确一个大学若干学科的研究方向，这个方向一定是要有特色，人无我有或者人有我优，或者对推动国家需求产生重要作用，围绕这个方向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或研究基地，围绕这个方向组建队伍，引进或培养一流的学科带头人，当然还需要有团结、进取、包容的氛围。
高校排行榜不是坏事
南都：“双一流”没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只是一个大的战略目标？
周绪红：我们很难定义一个一流大学的标准，但是会感觉得到它是不是一流。比如现在国家要求产业转型升级，壮大新兴产业，如果学校有一批原始创新、驱动进步的研究成果，能拉动一个产业的发展，那它在这个方面就是一流的。当然还有大学文化、国际影响力。大学文化是一所大学软力量的重要支撑。如果经常出现在国际排行榜上，那也说明这所大学的外部形象和办学声誉达到一定水平了。
南都：比较靠谱的排行榜是哪几个？
周绪红：美国的US News、英国的TIMES、上海交通大学的ARWU、QS世界大学排名，这四个排行榜比较有名气。
南都：国外的大学在乎这些排行榜吗？
周绪红：很在乎。如果去拜访美国的大学，大学校长会拿出一个排行榜介绍自己学校的排名情况。
南都：你怎么看这些排行榜？
周绪红：作为一个校长，虽然不提倡以大学排行榜作为衡量办学水平的唯一依据，但一些指标和数据确实会为我们了解学校和学科现状提供客观信息，能够帮助我们看到自身发展存在的差距和不足。
南都：这些排行榜不一定是坏事。
周绪红：对，不是坏事，但一定不要迷信它。我觉得这是一种对高等教育研究的方式。
南都：重庆大学能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吗？
周绪红：基础还是有的。因为有些学科国际影响越来越大，实力也有，具备成为一流学科的条件。
南都：“双一流”会不会造成新一轮高校差距？
周绪红：不论搞不搞“双一流”，高校间的差距总是客观存在的。与本来的实力有关。双一流不会造成差距，只会激励高校的追求。
校长应把更多精力投入管理
南都：你觉得院士做校长合适吗？
周绪红：适不适合做校长，是要以校长的标准来衡量，是否院士不是必要条件。我认为，校长就应该做校长的事，校长的事就是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管理，我就是早出晚归晚睡的。如果一个校长同时也是院士，一定是好事，绝不是坏事。不要以为校长是院士，他就只管业务了，实际上院士校长更无顾虑，会把更多的精力投入管理，至少我是这样。
南都：这样的人多吗？
周绪红：我认为不多。
南都：比如你作为院士，放到这个位置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周绪红：对，有影响。作为校长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管理工作中，个人应作出更多的牺牲。要避免这种影响，就要经常提醒自己，校长的主要职责就是校长。
南都：有没有内心比较痛苦的时候？
周绪红：我把行政管理和学术研究都作为工作对待，都想搞好。这与个人性格也有一定关系，我不把这些看成“痛苦”，事实证明，我都干得不错。但我有痛苦的时候，我实际上在上班时间是自觉严格要求自己，全身心投入管理工作的，我也尽量这样去做，但还是被人误解你不可能全身心投入。但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我这人一天到晚都比较高兴。
南都：做校长以后，你做科研的时间多吗？
周绪红：星期六、星期天有一些时间，再就是晚上下班以后，到实验室去，和学生交流一下，晚上两点以前我基本都在工作，还有放长假的时候。我觉得时间足够。
南都：1月中组部、教育部等刚出台了《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暂行办法》，规定高校领导人员应当确保主要精力和时间用于学校管理工作。你怎么看？
周绪红：应该是这样。校长应该对学校负责，管理好学校，是一名大学校长的本位。
南都：为什么要做这个规定？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
周绪红：这有一个历史过程，曾经一段时期提倡“双肩挑”，选拔领导看重业务水平比较高的。现在组织部门对高校领导人员选任作出这样的安排，肯定有综合考虑的。我尽量以身作则，把主要精力投入管理，也对副手提出严格要求，他们都做得比较好。
南都：《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暂行办法》还规定，对任期结束后未达到退休年龄界限回到教学科研岗位的，学校应当给予一定的学术恢复期和必要的条件支持。你觉得符合实际吗？
周绪红：这一项规定落实的成效，要看具体的执行情况。我的体会是，学术研究主要还得靠自己。我虽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学校管理上，但学术研究是在努力保持的。
南都：校长自己能提退休吗?有一个退出机制会不会好一点？
周绪红：你不好自己提出退休，一切进退应听从组织安排。
南都：你觉得大学去行政化有可持续性吗？
周绪红：去行政化现在还比较难。这与我国传统的管理体制有关，因为中国的大学办学方式离不开政府的管理及社会的参与。先不讲去行政化，就讲取消行政级别这一个问题，我觉得现阶段不太有可能。
南都：你每学期的毕业典礼或开学典礼讲话大家都很关注？
周绪红：其实我每学期还有一个干部大会讲话，我很用心，只是社会没有关注到。每学期要干点什么，推进一些什么新思想、新理念，新行动，我都要认真思考，我总是在思考怎么样“树西南风声，创一流大学”，把重庆大学建设好。每次开学典礼、毕业典礼，也要想一个主题给学生演讲，又怕自己普通话不好，学生听不懂，就做个漂亮的PPT，予以辅助。其实每次开学典礼或毕业典礼讲话，我都是把自己的为人处世做学问的经历讲给学生听，我尽量避免讲那些空洞的理论、不说那些大话、套话。
采写：南都记者 程思炜 葛倩 唐孜孜 实习生 王婷
摄影：南都记者 陈伟斌
编辑：黄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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